邓安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伦理学学科点学术带头人，德国“洪堡学者”。兼任上海市伦理学学会副会长，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轮值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哲学、西方伦理学通史、应用伦理学。

选择教师这份职业的初心和想法？

从教30年的总体感想和心路历程？

老师有何寄语想要送给新生吗？

在30年从教生涯中，让老师印象深刻的一堂课是？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门课是《<实践理性批判>导读》，这是一门本科生课程。在我讲课的过程中，学生们非常专心，这门课甚至对部分学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好几个新闻系的学生后来都转到了哲学学院。有一个新闻系的学生选修这门课，后来去了牛津大学学习社会人类学。在去牛津之前，她专门为我送一张复旦明信片，她觉得这门课让她的人生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所以她说她一直非常感激我。我当时刚下完课还晕晕乎乎的，我基本上记不住学生的名字，因为我上课也不点名。但我当时真实地感受到，确实很多人通过这堂课学到了有用的东西。所以，通过讲课真正地让学生对哲学有兴趣、对人生有兴趣，这是我作为老师最开心的事情。

我一直强调，每个人都面临着对人生的自我塑造。我们在家庭里是一个长不大的生命，只要父母在，我们永远都是孩子。但我们不可能永远在父母的庇护之下来生活，教育实际上是在教我们自主地塑造自己的人生。要真正成为一个人要靠自我塑造，这是伦理学要讲的一个核心观念。所以我每堂课首先都要强调这一点，要让哲学真正地在每个学生的人生自我塑造中起作用。所以，课讲得好不好，就在于这样一种观念能否被学生把握住。

沈语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艺术哲学系主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浙江大学世界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兼职教授、《艺术史与艺术哲学集刊》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主编、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执行主编。曾任剑桥大学哲学学院访问学者，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访问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现代美学、现代艺术史、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

从教30年的总体感想和心路历程？

我一天都不后悔选择教师作为我的职业，我热爱做老师，就像我热爱艺术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是改行做艺术的，我喜欢各种艺术，我所研究的是视觉艺术，这不用说了，我还喜爱广义上的艺术，如文学，电影，古典音乐等等。

我喜欢做老师，因为我觉得教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我可以把我所学到的经验传授给学生们，把我得到过的一些教训同样的告诫给学生们。大家都知道上课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是lesson，这个 lesson固然有授课的意思，但它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教训，就是我们从各种挫折和失败当中所得到的教训。我认为把这个教给学生，让学生早一点明白，对他们的人生和学习都是很有帮助的。

我对做老师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也颇有体会。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教学技法，或者教学内容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30年正好是真正隔了一代人，就相当于是父亲跟儿子，中间隔了30年，那么这两代人之间的代际差异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这个代际差异甚至比民主差异、男女的性别差异还要大。我们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建立在我们30年前的经验之上，那种经验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我们那一代人的世界观传授给下一代人，下一代人所面临的这个世界环境跟我们当时完全不一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机。如果代际差异过渡的不好，做的不好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代老师会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从教生涯中，是否有让老师印象深刻的学生？

老师是否从学生身上了解到某些新知识、新技能？

让我印象深刻的学生很多很多，无论是我原来在老浙大，还是现在在复旦，都遇到过许多让我印象深刻的学生，有些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当然也有一些让我感到匪夷所思的学生，这个可以说很多，这里不具体展开。

那么我都从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不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些新技能和新知识，比如说电脑方面的知识。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这一代的学生身上学到一些更加原则性的东西。这一代学生所经历的社会环境和他们的思想状况和我们30年前是很不一样。所以，就像我在前面强调的，老师有没有可能把最重要的、最好的东西传承给学生一样，这个问题倒过来其实也一样，我们老师能否从学生这里真正得到一些新的启发，理解这种差异以及设法去弥补这种差异。

刘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科学哲学与逻辑哲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智能科学与智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大物理系学士，美国匹兹堡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博士，曾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科学方法论，智能哲学。

老师能否分享一下选择教师这份职业的初心和想法呢？

我最早给学生上课是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做博士生的时候。到了论文最后一年多，系里让我做teaching fellow，独自开课教夜校的学生，他们多是在职工作的成年人。记得开过两门课，一门是科学方法论，另一门是“婴儿逻辑”（baby logic）。第一次体验到学生们听懂了我讲课，而且似乎很感兴趣，从此有了教学生的热情。

到佛罗里达大学哲学系任教是1991年，我一直是系里唯一的科学哲学方向的老师，这方面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都由我负责。开过专业之内的各种课程，大纲也都是由我自己拟定的，教起来很自由、很爽。佛罗里达大学是美国公立大学中名列靠前的，今年居然挤进了前5名。理工科专业很强，因此我科学哲学方面的课程，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课程，经常有优秀的理工科学生来选修。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主攻理工科的学生中，总是最聪明、最赋创见的同学喜欢哲学，会积极选修哲学类课程。

来复旦之后，总体来说，我课上优秀的理工科学生少了，但是本科专业的学生质量比我在佛罗里达大学教的本科生高一大截，普遍素质，对科学知识的了解，都要高明许多；理解力和想象力方面也是这样。总的来讲，我这三十年在哲学和科学哲学领域里教学耕耘，做得非常开心，无法想象还有其他什么领域能够给我更加充实的三十年。

老师有何寄语想要送给新生吗？

同学们来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相应地在美国就是进了普林斯顿或者NYU这样大学的哲学系。学院的教学研究力量非常强，至于读书学习，开展研究工作，应该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必我来寄予什么希望。

我倒是希望同学们记住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远大的前程，不要忘记了由此带给自己的对他人的重大责任，常常勉励自己多为他人贡献，为他人谋利益，为他人奋争，多思考如何将自己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这样好的环境中获得学识和能力分享给他人、分享给社会。

在30年从教生涯中，是否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由于我的教学生涯主要是在国外度过的，我讲一点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哲学系教学的经历，跟我们复旦哲学院的新生们分享一下吧。

佛罗里达大学是一座典型的美国公立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样性质，而和哈佛大学那样的私立大学非常不同，其哲学系不大，不到20位教职人员，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还有讲师和临时教师。我1991年从匹茨堡大学HPS拿到博士学位，受聘进入哲学系时，那里正在经历一个重建期，当时著名伦理学家Richard Hare在系里任特聘教授。我到那里第一学期就参加了他组织的Reading Group并参与了他开的伦理导论研究生课。Hare的学问不用说了，他也是个非常好的老师。我坐在他的课堂里，潜移默化地学到不少东西。

美国大学里研究生教育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这个传统当然是从英国和欧洲延续下来的。那就是教授们把研究生从入学第一天就当学术同行看待（其他方面当然不是）。比如，教授们开研究生课，系里教授几乎总是会三三两两地去旁听，课堂上教授们讨论热烈，选课学生不得不绞尽脑汁参与。看似有些残酷，但学生在学术素质上得到的锻炼，是其他方式的教育无法达到的。我非常同意把学生“当学徒”的教育理念。要想学术领先于世界，教授们首先要在国际前沿“拼搏”，然后在自己的课堂上和系里的学生中，保持一种（也许是模拟式的）学术沙龙，让学生在观摩和参与教授之间的切磋争论过程中学习锻炼。这种模式，我在匹茨堡大学HPS是深有体会，在佛罗里达哲学系体会更深。我去“旁听”Hare的课大家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可是Hare也会常来旁听我们几个毕业不久的assistant professors的研究生课，而且课上会毫无保留的问问题给评论。在佛罗里达大学近三十年的教学中，我以这样的方式受益匪浅的同事中，Hare当然是第一位，另外还有David Copp伦理学家、Kirk Ludwig心灵哲学家、John Palmer西方古典哲学家等。我们相互做客各自的研究生课，课堂上毫无保留、完全不顾学生是否“跟得上”的学术争论，是我教学中印象最深的经历。

美国和欧洲（比如法国和德国）的本科哲学教育，在我看来比较薄弱，原因之一大概就是太重视“学徒”式的教学，而现代本科教育，除了在英国那种保留下来的传统的tutorial system之外，这种模式无法继续；而在英国，也除了牛津、剑桥这样的顶级学府，The tutorial system 在其他地方也不一定好用。

选择教师职业的初心与想法？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一开始其实并不想留校做老师，然后是我大学的辅导员说服了我留下来做老师。从德国留学回来后，当时有很多可能性，包括从事外事方面的工作，但这次是我自己选择了继续在高校做老师，因为经过了十几年国内国外做过老师又做过学生的经历后，我还是觉得我适合做老师，我也喜欢做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