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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外国哲学》总第23辑

时间:2024-06-19

《现代外国哲学》总第2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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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信息

【编委会主任】

江怡: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名誉理事长

尚杰: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

 

【编委会委员】

(由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担任,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寅卯  王  恒  王庆节  方向红  朱  菁

朱志方  江  怡  孙周兴  李大强  李国山

张学广  张能为  陆杰荣  陈志远  陈春文

陈嘉明  陈德中  欧阳谦  尚  杰  周柏乔

莫伟民  陶  林  黄裕生  韩  震  韩林合

傅永军  童世骏


【主 编】

 张庆熊  孙向晨 


【编辑部编辑】

王  球  王  聚  王春明  叶晓璐  刘剑涛  孙小玲


【本辑统编】

王聚



目录


【专栏:无知的哲学研究】


无知的负面价值

 / 惠丽云

道德无知与道德责任

 / 林玉玲 王奇琦

故意无知中的前瞻性责任

 / 金令 


【分析哲学】

反事实主张的形而上学不确定性

 / 陈常燊

神经科学能够解决有意识与无意识处理的边界难题吗? 

 / 杨吟竹

分析美学动态:文学认知主义的兴起与挑战

 / 陈梦雅


【德国哲学】


从康德来看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

 / 安德烈亚斯·阿恩特著,魏非夺译


从主体性到他者性

——康德与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友谊理论的发展与比较

 / 丁儒亢


康德教育哲学探赜

 / 郭继民


转喻说与叔本华意志形而上学的内在论解读

 / 李晓光



【现象学】


客体化认识中的含义意向与意向充实:一种描述现象学的考察

 / 李朝东 李岱巍


论反思的结构图示和符号式

 / 康文煌


身体与社会性

——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另一种进路

 / 岳建伟



【政治哲学】

苏格兰启蒙运动:人与社会的科学

 / 克里斯托弗·J.贝瑞 著,汶红涛 译

罗尔斯对霍布斯及康德契约论的继承与改造

 / 徐康宁


【书评与回应】


休谟政治哲学的新进展

——《休谟政治哲学与苏格兰启蒙运动》读后

 / 宋宽锋

自由的融贯性理解

——评《自由体系的展开——康德后期伦理学研究》

 / 刘凤娟 周旻昱

对还原的批判与寻找普遍人性的困难

——评《还原与无限》

 / 陈渲文


技术时代与超人问题

——有关《还原与无限》的两点回应

 / 余明锋



《现代外国哲学》(半年刊)征稿启事  





序言

本辑收录19篇文章,分6个栏目,其中“分析哲学”3篇、“德国哲学”4篇、“现象学”3篇、“政治哲学”2篇、“书评与回应”4篇;专栏为“无知的哲学研究”,收录《无知的负面价值》《道德无知与道德责任》和《故意无知中的前瞻性责任》3篇文章。


在本辑序言中我们想集中就“无知的哲学研究”谈点看法。2023年4月初,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和《现代外国哲学》编辑部共同举办了“理解无知”专题研讨会,参会的优秀论文经审稿完善后编入本辑。“无知”这个话题有点特别,看似分析哲学开辟出来的一个新话题。本辑收入的这三篇文章也的确采用了分析哲学的方法对此进行探讨,分析细腻,手法新颖,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回过头来想想,“无知”实际上是哲学史上的一个老话题。苏格拉底的名言是“我自知我无知”,孔夫子说过类似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说苏格拉底开启了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孔夫子开启了中国哲学的主流传统,那么西方和中国这两大主流的哲学传统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从“无知”的探讨开始的。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说他的哲学探讨开始于对一个有关无知的神谕的求证。神谕说“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自知无知,神谕却说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为此苏格拉底向那些自认为很聪明很有知识的人讨教,却发现那些人往往固步自封,没有什么真正的知识,而认为自己无知的人才谦虚好学。于是苏格拉底认识到自知无知是开启真知的必由之路。苏格拉底说的是无知的正面价值:哲学就是爱好智慧的探究活动,而自知无知是爱好智慧的前提。


惠丽云在《无知的负面价值》中写道“无知的负面价值的真正来源在于探究失败所展现出的理智恶习。比如粗心大意会使得主体在探究过程中忽略重要的证据,从而导致信念无知或辩护无知。拥有独断(dogmatic)这种理智恶习的人既会让自己陷入无知的深渊之中,也有可能将由独断产生的无知传播在认知共同体中,成为‘认知污染的源头’。社会上占优势地位的特权阶层往往会具有认知傲慢的理智恶习,因此高估自己能力和知识,选择对非特权阶层的某些劣势生存状态保持无知。这种情况下的认知者往往也会伴随着思想封闭(closed-mindedness)、认知懒惰等理智恶习。”这段话概括了导致“无知”的负面价值的原因。在笔者看来,套用孔夫子的话来说,这里说的理智恶习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反面:“以不知为知之”。造成“以不知为知之”的原因在于粗心大意、教条主义或特权阶层的认知傲慢等等理智恶习。


如何才能克服“以不知为知之”的恶习呢?苏格拉底的座右铭是“我自知我无知”,秉持虚心好学的爱智慧态度。孔夫子在《论语·为政》中也提供了一个教导:“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要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先搁置起来,谨慎地说出其余有把握的看法,这样就可以少犯错误;要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先搁置起来,谨慎地去做其余有把握的事情,这样就能减少后悔”。这种克服“以不知为知之”的方法有点像胡塞尔所说的现象学的“中止判断”(Epoche),即暂时搁置或给还看不清楚或拿不准的判断加括弧,对有怀疑的观点“存而不论”,这样才能找到并立足于确定可靠的知识。从积极的方面说,孔子教导他的学生要多听多看,多做调查研究,说有把握的话,做有把握的事,这样可以减少失误,成功办事,治理好国家。但这段话也被有些人从负面的角度理解。由于这段话出于孔子的学生子张问如何“学干禄”,因而也容易被消极地理解为一种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要善于察言观色,不说不讨上司喜欢的话,不做不讨上司喜欢的事,这样才能说话少过失,做事少后悔,官职俸禄就在其中了。现在官场上盛行的说空话、说套话、说讨领导喜欢的话、大搞形式主义、不干实事、逃避责任、确保乌纱帽的为官之道,被曲解为对孔夫子这段话的活学活用。


“无知”与“责任”之间的关系是该专栏后两篇文章的主题。林玉玲、王奇琦合写的文章《道德无知与道德责任》以《红楼梦》中一个情节为例展开论述:宝玉与金钏儿玩笑解闷,结果导致金钏儿挨王夫人训斥,随后投井而死。对于金钏儿之死,宝玉的行为是否应受责备?俗话说:“不知者无罪。宝玉并不清楚其行为可能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宝玉是否因无知而无可指摘呢?为此,该文作者区分“道德无知”与“事实无知”,并由此展开深入探讨。我们在此仅就这篇文章的论述方式做一些点评。通过举例子来进行哲学探讨是一种典型的分析哲学的讨论哲学的方式。这些例子可以来自日常生活中大家经常能耳闻目见的事情,也可以取自小说、戏剧、童话故事等文学作品。西方人喜欢引用莎士比亚的戏剧、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歌德的《浮士德》等文学名著中的例子,中国人爱用《红楼梦》《水浒》《三国》《西游记》等文学名著中的例子,它们常常能起到引人入胜的效果。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的论述借助哲学史来展开。我们以上通过苏格拉底和孔子有关“无知”的论述来讨论“无知”的话题,是采用哲学借助哲学史来展开的论述方式。但是哲学毕竟源于生活,“绝对观念”离开生活的常青树也要枯萎,所以在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选用适当的例子,也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做哲学的好方法。因此爱智慧的哲学样态是多种多样的,没有必要固守一端。结合文学讲哲学,这在英美哲学界已很受欢迎,分析哲学出道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跑到比较文学系去任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林玉玲、王奇琦引用《红楼梦》中的例子展开哲学分析,表明中国学界也巧妙地掌握了这种做哲学的方式。


金令的论文讨论故意无知的前瞻性责任。“无知”可以成为为自己开脱责任的一个理由。道德主体可以故意制造或维持自己的无知状态作为辩解来逃避责备。对此金令在论文中建议从前瞻性角度考察当事者的道德责任。当主体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某些严重的后果,他就应该积极地行动来避免它们的发生。就此而言,故意无知的主体应受到足够的责备我们认为金令的这篇论文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当事人位高权重时,他的社会责任也就越大。但当官者可能估计到某件事情难以处理,风险很大,会得罪人,就故意放任自流,假装自己不知情,搞形式主义的应付或推给别人去办,从而回避责任。在知识大爆炸的现代工业化社会,知识本身也是有风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知识,病毒合成的传染病的知识,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药品的副作用,金融债券和股票市场中的那些鼓励贪得无厌的发财学问,都可能像定时炸弹那样存在爆炸的风险。很多企业家和科研的管理人员实际上对此是有前瞻性认知的,但是他们为了追求利润或其他目的,往往隐而不告知民众,也不准备对此承担社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假装无知就成了他们的护身符。总之,任何知识都可以成为工具理性的手段,都可能为非善的目的服务。在此意义上,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就要加以分辨。如果不把爱智慧所包含的求善的目的与实用的知识结合起来,如果不能用德性之知驾驭工具理性之知,即不以中国哲学所说的“良知”来驾驭“见闻之知”,知识就不能等同于美德,这样“我自知我无知”也就不能成为通向至善的一条道路,而“前瞻性的故意无知”就会被用作一种逃避社会追责的方式。



    张庆熊 孙向晨 谨序

2023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