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康德哲学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康德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行。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他表示，此次会议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最终采取了线上会议的形式，但依然吸引了众多学者参会。在疫情的特殊历史时期之下，思考“未来视域下的自然与自由”这一主题也具有更深的现实意义，中国康德研究水平的提升对于中国哲学视野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康德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水法教授发表致辞指出，当前中国康德研究趋势很好，体现在水平稳步提高、研究队伍持续扩大、年轻学者逐渐担当大任等几方面；康德研究不仅在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某些节点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就当代关心的哲学问题和新兴研究热点而言也具有现实价值。

　　大会分主题发言与分组讨论两个环节。大会发言环节，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赵敦华教授在题为《平庸之恶或根本恶？——艾希曼案例的检验》的报告中指出，阿伦特将艾希曼视作“平庸之恶“的典型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对康德的根本恶的思想的不理解。艾希曼的案例作为一个事实检验出康德的根本恶学说的有效性，并揭示出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学说可能陷入道德悖谬。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汝伦教授作了题为《非普遍的普遍主义：论康德的世界主义》的报告。他指出，康德的世界主义思想对其自身的哲学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世界主义构想最终依然包含一些根本问题，一方面体现为一种基于个体主义的国际联盟思想，另一方面体现在其种族主义。康德的世界主义思想的缺陷在于一种非普遍的普遍主义，值得更深入的研究。来自美国杜兰大学的Oliver Sensen教授作了题为Kant and Contemporary Conceptions of Autonomy”（《康德与当代自主性概念》）的报告，他指出康德的自主性概念与当代哲学对该概念的使用的差异，认为两者指涉完全不同的自我规定能力。由于康德将自主性理解为原则的前意识来源，其相关思想无法为一种自我选择意义上的当代自主性概念提供主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邓安庆教授在题为《论康德的两个伦理学概念》的报告中指出，在康德哲学中存在着两个伦理学概念，一是区别于物理学的关于外部自由的法权概念，二是区别于法权概念关于内在自由意志的德性论。对这一区分遗忘导致了对康德产生了严重的误解，它源于黑格尔。重新考察两个伦理学概念在康德哲学的区分和关联能回应上述误解。韩水法作了题为《康德哲学方法再论》的报告。他指出，哲学方法不仅有认识论的含义，而且有着本体的意义；方法自觉也是理解康德哲学不同层面和维度所要求的。在研究康德哲学的方法上，分析传统局限于语言平面而未进入意识结构的层面，胡塞尔现象学传统则补充了这一视野。在康德自身的哲学方法上可区分三种不同层面的方法，即元方法、先验方法和哲学方法。对不同方法的混淆阻碍我们对康德理论哲学的现代意义的阐发。

　　分组讨论环节在五个分会场同时展开。自然与自由是康德哲学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山大学哲学系江璐在《自由之可能性：对三个二律背反之探讨》的报告，从自然与自由的二律背反及其解决出发对康德的自由概念进行澄清，区分了康德的两种“自由”概念。西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胡好在《从过度决定问题看康德自由和自然因果性的相容》的报告中指出，康德哲学中的“过度决定”问题将导致自然与自由的相容性悖论，进而从两个步骤尝试解决该疑难。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袁辉在《康德赞同选择自由吗？——莱茵霍尔德问题的康德式解答》的报中，提出从康德的任性概念可回应莱茵霍尔德问题，主张只有服从意志理性立法的选择才是自由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吕超在题目为 “Kant on the Formal and Material Determinations of Passions”的报告中，讨论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关于情感的冲突问题，提出情感并不摧毁自由、反而充实了自由。

　　康德哲学的范畴、概念及知识的界定与厘清。 北京大学哲学系南星在以《康德范畴演绎的目标》为题的报告中，认为康德范畴演绎的六个目标中的其中两个存在内在联系，指出区分主观的普遍性、律则式普遍性和先验的普遍性这三个层次的普遍性是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余明锋探讨了“《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演绎中的想象力概念与感知论问题”，区分三种想象力及其对应的三条演绎进路，指出想象力的关键作用。四川大学哲学系张清涛在《康德的时间类比：创作性的想象力概念》的报告中，探讨了康德在阐述“时间”概念时所使用的“直线类比”，指出时间意识产生于想象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宁在《“直观”的不同意涵及效应：从塞拉斯和麦克道尔对康德的解读来看》报告中，指出塞拉斯和麦克道尔对康德“直观”概念的不同解读，辨析匹兹堡学派内部对经验主义的不同界定。中山大学哲学系谢裕伟以《莱布尼茨主义、先验哲学与判断之本质——从康德与艾伯哈特关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之分的争论出发》为题，介绍了康德-艾伯哈特之争的背景，阐述先验哲学与对判断的新规定。清华大学哲学系范大邯在题为《“实践理性批判”：一种新的知识类型的奠基》的报告中，提出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奠定一种新的批判性知识型态，使我们能以非经验而又合法的方式规定纯粹理性与意愿能力之间的关系。中山大学哲学系张任之教授在题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第三者”问题》的报告中，从《奠基》第三章的演绎论证的结构出发讨论了各种观点中充任的“第三者”的概念的问题。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卞绍斌在《自然与自由：康德目的论思想的规范性阐释》的报告中，梳理根本目的、目的王国和合目的性观念三个概念，澄清康德实践哲学的价值关切及其实现路径。安徽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李伟以《〈判断力批判〉的发生之谜》为题的报告中，重述第三批判的发生史，认为目的论判断力完成鉴赏判断力之后从第一导论延伸出来的工作。

　　康德的道德哲学思想与旨趣。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董滨宇以《论康德伦理学中的自我关切》为题，反驳斯洛特对康德伦理学中缺乏自我关切的维度的指责。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宫睿在《康德的平等理论》的报告中，将康德的平等理论区分为三个层次，指出理性的平等最终决定了公民状态中的政治平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罗亚玲老师在《康德道德哲学的责任伦理之维：基于“至善”理念的考察》的报告中，质疑阿佩尔等责任伦理学家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解释，主张康德思想中内在地包含了一个责任伦理的维度。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维嘉在《康德论美的理想：表达德性的人的形象》的报告中，主张只能非规定性地将人的形象美设想为德性的表达，并提出自然美也可设想为德性的表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朱会晖老师在《〈实践理性批判〉对道德法则与自由理念实在性的论证过程》为题的报告中，指出康德首先借助普通人类理性论证道德法则，再说明人们何以普遍具有对道德法则的认同。南京大学哲学系张荣教授以《康德论勇敢》为题作了报告，阐述康德如何以理智来解释勇敢，指出《什么是启蒙》中知性“勇敢的运用”潜藏的问题。

　　康德的政治哲学。慕尼黑大学的Günter Zõller教授在题为 “Si vis pacem para pactum. The Peace to End all War in the Political - Thought of James Madison and Immanuel Kant”的报告中，讨论十八世纪晚期两种关于国际关系的司法-政治规定的学说，对比了《永久和评论》与詹姆斯·麦迪逊的学说的区别及各自与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的关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方博以 “Kant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 World Republic”为题的报告中，认为康德在实践中拒绝世界国家的理由是，单一的世界共和国状态会退化为专制主义，而共和国家联盟是接近永久和平理念的最合适形式。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张广在《康德哲学的学院—世界概念：世界公民的智慧》报告中，梳理了康德的学院和世界两个哲学概念，指出了康德哲学不仅开展了对理性的理论批判，由此划定了理性作为认识能力的界限，同时也重建了人类理性的实践运用，提供了一个世界公民的道德启蒙。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刘凤娟以《康德的历史终结论》为题的报告中，指出康德的历史终结论需从现象界和理智世界两个层面并各自从个体与整体两个视角来考察。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金恒以《康德论战争》为题的报告中，讨论了康德后期文章中关于战争的论述并区分了战争的三个维度。

　　康德的实践哲学与实践理性。德国锡根大学的Dieter Schõnecker教授在题为 “Kant’s argument from moral feelings: Why practical reason cannot be artificial”的报告中，结合人工智能等前沿问题论证康德的实践理性不能被理解为人造物。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贺念老师在《论尊严的存在论基础：再思海德格尔的康德伦理学批判》的报告中，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语境下考察康德的尊严概念。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雨乔在题为“Reconstructing the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of Moral Law: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Two Deductions in Kant’s Ethics”的报告中，讨论康德的伦理学中两种演绎的问题并给出重构方案。南昌大学哲学系孙小玲教授在《说谎与自我义务：论康德在说谎问题上的偏误》的报告中，回应康德在说谎问题上遭遇的诘难，并将说谎问题与根本恶的解释相联系。韩国西江大学的Halla Kim教授作了题为 “Kant on the Need of Pure Practical Reason”的报告，探讨“纯粹实践理性”提出的语境和对应意涵、梳理其在伦理学中承担的核心作用。中山大学哲学系刘作教授在《纯粹理性如何训练自己？“纯粹理性训练”解读》为题的报告中，阐述康德在“纯粹理性的训练”中如何揭示理性在理论运用中的思维结构及其方法。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贺磊在《至善或终极目的？通往康德道德神学的可能进路》的报告中，提出康德对至善概念的一再阐述始终包含根本困难，而“世界的终极目的”概念指示出另一条通往道德神学的道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尹洁在《康德论精神疾病的当代意蕴》的报告中，以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对精神疾病的讨论为基础探讨其对当代医学哲学研究的启示。

　　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与会，来自美国杜兰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德国锡根大学、韩国西江大学等海外院校的国际康德学者也应邀参会并作主题发言。大会上，经中国康德学会工作委员会研究决定，第三届康德学会年会将于明年在东南大学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