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亚玲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月：2021年1月

ISBN：9787010225531

2017年5月15日，德国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以95岁高龄在法兰克福附近小城辞世。法兰克福大学知名哲学教授、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传人的莱纳·福斯特（Rainer Forster）在悼词中说：“阿佩尔是其所处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对德国以及全世界的哲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评价阿佩尔当之无愧。

阿佩尔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即便是外在观察中也能得到印证。在德国，阿佩尔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在哲学上崭露头角以来，一直活跃在哲学讨论的舞台上。早在1990年，就有德国学者沃尔特·里泽-舍费尔（Walter Reese-Schäfer）撰写了《卡尔-奥托·阿佩尔导论》 ，该书跻身Junius出版社的重要哲学家导论系列，足见阿佩尔的地位。如今在德国学界，虽然对阿佩尔的观点存在一些争议，但其思想已然成了当代哲学讨论的基本出发点。其弟子库尔曼（Wolfgang Kuhlmann）、伯勒尔（Dietrich Böhler）、 凯特纳（Mattias Kettner）以及再传弟子葛容克（Horst Gronke）、维尔纳（Micha H. Werner）和布鲁纳（Jens Peter Brunne）等人更是继续致力于澄清和发展其思想。

阿佩尔的一些重要著作和论文都已有英文翻译。目前国内学者较多引用的英文版阿佩尔著作，如Selected Essays 上下两卷(分别为Towards a Transcendental Semiotics和 Ethics and the Theory of Rationality)和From a Transcendental-Semiotic Point of View ，均系英译者选编结集而成。除此，还有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the Geisteswissenschaften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A Transcendental-Pragmatic Perspective 以及较新的反映其伦理思想的The Response of Discourse Ethics to the Moral Challenge of the Human Situation as such and especially today: Mercier Lectures 等著作和论文集，已经足以呈现阿佩尔的思想全貌。在挪威、阿根廷、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非英语国家，阿佩尔也在哲学界久负盛名。挪威学者安福斯蒂（Audun Oefsti）和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以及阿根廷的马里安迪（Richardo Maliandi）和达米阿尼（Alberto Damiani）等都是非常资深的阿佩尔专家，他们的不少研究成果也见诸德文出版物，与这些学者和德国学界的广泛交流有关。

国内学界阿佩尔思想的翻译和介绍相对滞后，但起步并不算晚，早在1983年即有多家瑜先生译自法国《世界报》的一篇题为《一个可怕的理性主义者——K.阿佩尔的访谈录》 的文章，该译文介绍指出阿佩尔哲学的主要特色在于其先验语用学——尽管文中错误地译为“先验的实用主义”——以及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一致之处，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阿佩尔的重要著作之一Trans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哲学的改造》）也在1990年代即有胡万福和孙周兴、陆兴华 两个译本出现。其Diskurs und Verantwortung（《对话和责任》） 一书新近也有中译本出版。在阿佩尔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方面，台湾政治大学的林远泽和浙江大学的盛晓明等学者发表过一些研究论文，也不时可以见到一些相关的博士论文选题。

所有这些著作翻译和思想研究的状况都印证了福斯特教授对阿佩尔的评价。但另一方面，阿佩尔恐怕也是当代最有争议或被误解最多的哲学家之一。其标志性的先验语用学因为与先验哲学的亲缘关系经常被视为旧哲学的残余，其终极奠基（Letztbegründung） 的努力更是被贴上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us）的标签而被弃之唯恐不及，其对话伦理学则经常被与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混为一谈。这种被拒斥和误解的尴尬甚至还出现在阿佩尔去世之时。就在阿佩尔去世的第二天（2017年5月16日），德国电台（Deutschlandfunk）“今日文化”栏目作了一档有关阿佩尔的访谈节目，有位访谈嘉宾称阿佩尔是“魏玛共和国的子民” ，颇有嘲讽“遗老”的意味。该嘉宾还称阿佩尔哲学“就是关于论辩（Argumentation），并且仅仅是关于论辩”，说他“非常严肃，没有阿多诺那种优雅或海德格尔那种喃喃自语的风格”，还极其讽刺地反问：“一旦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那还有什么需要交流？” 虽然这种肆意歪曲的做法和傲慢无礼的态度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甚至激起了抗议，以致于德国电台几天后又发表了学者福吕希特尔特（Josef Früchtl）的题为“理智不安的体现”的纪念文章 （后者对阿佩尔的思想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价）来平息愤怒，但该事件多少表明了阿佩尔在这个时代的格格不入。

阿佩尔的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一部分恐怕与他的文风和思想呈现方式有关。首先，阿佩尔行文，遣词造句非常繁复艰涩，除了大量的专业术语，还经常定语叠定语，从句套从句，不但非德语母语的读者读起来吃力，即便是德国学者也是叫苦不迭，笔者的德国同学曾调侃阿佩尔所写非人话，批评其语言毫无美感可言，相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阅读耐心。其次，阿佩尔的思想主要以论辩的方式展现，这给读者带来了不少的挑战。他并没有太多自成系统的专著，其主要著作《哲学的改造》、《对话和责任》以及另一本巨著Auseinandersetzungen in Erprobung des transzendentalpragmatischen Ansatzes（《先验语用学进路之争》） 等，实际都是论文集，收录的大多是与当代学者的商榷文章。《先验语用学进路之争》一书更是阿佩尔晚年专门结集出版的一系列论争性文章，有八九百页之多，其中包括他跟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波普尔和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先验哲学的当代重要代表人物赫尔曼·柯林斯（Herman Krings）, 英国社会哲学家彼得·温奇（Peter Winch）以及被称为其思想“引路人”的哈贝马斯等人的论辩和交锋。此外，阿佩尔各种文章中直接或间接涉及的争论对象还包括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罗蒂、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以及当代德国学者赫尔曼·吕贝（Hermann Lübbe）、罗伯特·施佩曼（Robert Spaemann）、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Albrecht Wellmer）、K.-H.伊尔汀（K.-H.Ilting）、维多利奥·赫斯勒（Vittorio Hösle）、奥多·马夸得（Odo Marquard）等等，其争论的主题涵盖从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到解释学、存在主义哲学直至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的各种基本问题和具体问题，几乎涉及哲学的所有领域，读者和研究者在接触其文献时，恐怕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难以把握其核心思想。

但阿佩尔之被误解甚至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其思想本身。阿佩尔曾自称“可怕的理性主义者” ，其学生和朋友也曾赠其“终极奠基者”的雅号 ，在当今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这注定了阿佩尔充满悲情的斗士形象。阿佩尔的思想归根结底都是在为一种普遍的理性辩护，其所有与不同哲学家在不同问题上的争论，无非都是在不同的机缘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以阐明和维护其理性主义主张。阿佩尔的论敌之一、卡尔·波普尔的学生汉斯·阿尔伯特甚至认为阿佩尔是黑格尔之后最富体系性的哲学家，说他于当代几乎所有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从存在主义、释义学、语言分析哲学、到实用主义和后现代哲学，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维特根斯坦、皮尔士、罗蒂到德里达、利奥塔、波普尔以及哈贝马斯——都有所涉猎，并致力于对这些不同的哲学进行“改造”，以建构自己独特的先验语用学大厦 。作为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伯特这一评论显然带有嘲讽之意（对于批判理性主义者而言，体系性恐怕是最可笑的东西之一），但若就事论事，阿尔伯特所言大致属实，并且很好地表明了阿佩尔思想的鲜明主张和独特性。

本书并非对阿佩尔思想的全面研究，而是聚焦于其道德哲学（一般称为“对话伦理学” ），但鉴于阿佩尔思想的体系性和一贯性，我们还是可以期待通过对其对话伦理学之来龙去脉和基本主张的梳理，呈现阿佩尔整个思想的精神内核，以发掘其对于我们时代的积极意义。

本书分为四章，第一章旨在通过阐述阿佩尔对话伦理学思想的出发点、建构思路和基本主张，概观性地呈现其对话伦理学的样貌。阿佩尔自称其对话伦理学为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这表明了其对话伦理学与先验语用学之间的深刻关联，为此，第一章还着重探讨了先验语用学的哲学处境、任务定位、思想来源和基本主张，以彰显阿佩尔建构一种普遍伦理的基本意图以及该意图所包含的理性主义精神。实际上，先验语用学路向正是阿佩尔对话伦理学的特色所在，它是阿佩尔继承和发展康德先验哲学的体现，也是导致阿佩尔和哈贝马斯产生分歧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阿佩尔能够在其对话伦理学中获得和约纳斯相似的未来责任思想的根源。

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在阿佩尔和康德、阿佩尔和哈贝马斯之间进行比照。如此安排，不仅是考虑到国内学界对康德和哈贝马斯比较熟悉，更主要的是基于他们之间的思想关联。对话伦理学被认为是秉承了康德思想传统，哈贝马斯则与阿佩尔一起被认为（他们也自认为）是对话伦理学的共同创始人，但对话伦理学和康德之间的具体关联，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之间的相同和差异，都是深究阿佩尔思想之独特性时不可绕过的环节。

阿佩尔自始就很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思想与康德关联起来。在某种意义上，其名著《哲学的改造》就是对康德哲学的先验语用学“改造”。这种改造——正如其德文词Transformation所表达的——不但有变革和发展的方面，同时也强调了继承之意。第二章“阿佩尔与康德”，以当代德国学者韦尔默有关对话伦理学与康德思想之关联的论述为引子，回溯到康德道德有关定言命令式的论述，分析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指出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终极奠基的努力是连接两者的真正纽带。在此基础上，该章一方面强调佩尔对康德启蒙和理性主义精神的继承，另一方面阐明其对话伦理学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改造和发展。

哈贝马斯更是一个被经常与阿佩尔相提并论的哲学家。在国内学界，甚至在德国学界，不曾深入对话伦理学的学者总是很容易简单地在他们之间划等号，但深究两人的思想脉络和发展轨迹，则不难发现，他们尽管有不少一致的观点，内在的精神气质则不尽相同。第三章对阿佩尔与哈贝马斯的比照首先呈现了他们的对话伦理学从殊途同归到分道扬镳的历程，并将之归因于他们不同的语用学进路。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普遍语用学的理论重构方法和先验语用学的先验反思方法的比较，探讨他们在对话伦理学终极奠基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引起的在道德和法律关系问题上的争论。

第四章则聚焦于阿佩尔对话伦理学的责任伦理之维。阿佩尔的对话伦理学一开始就呈现了一个责任伦理的维度，这是阿佩尔“改造”康德道德哲学的努力之一，也是其对话伦理学区别于哈贝马斯版对话伦理学的重要环节。1980年代以后，随着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责任原则》一书的出版以及责任伦理概念的普及，阿佩尔更是致力于阐发其责任伦理思想，甚至还给自己的伦理学冠以“对话—责任伦理学”（Diskurs-Verantwortungsethik）之名。第四章对阿佩尔和约纳斯的比照，在介绍和分析约纳斯未来责任伦理思想的基础上，着重探讨阿佩尔的共同责任原则，以阐明阿佩尔对话伦理学对于建构一种未来责任伦理的重要意义。

如此四章，自成主题，又相互关联，虽不能涵盖阿佩尔对话伦理学及相关论著之所有环节 ，所幸亦大致足以呈现其基本主张和特色。最后，本书以富有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意义的“后习俗责任伦理”理念为参照，审视阿佩尔对话伦理学的意义，以此作为本书的结尾。笔者真诚地希望，这本小书能够让读者初步了解阿佩尔这位与我们的时代格格不入的哲学家的思想。很多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恐怕正是一些听起来格格不入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