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周易》卦爻辞原是一部系统性的历史叙事，其叙事跨度从文王即位之初开始，经过文王、武王的时代，直到周公致政于成王结束，涵盖了商周之变的主体过程。为此，本书详细考察了卦爻辞关于“帝乙归妹”“受命称王”“晚年征伐”“武王克商”等重大历史事件及太姒、周公等人物的叙事，并从叙事角度对六十四卦卦爻辞作了全面的注释和解说。

《周易》卦爻辞历史叙事的研究，为文武周公的事迹与思想研究找到了新的依据，为商周之际的古史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更为后世易学传统之发生与演进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基础。从“文王易”到“孔子易”，再到“经传合一”的传统易学，《周易》逐渐奠定了它作为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的地位，成为了中国文化标识性的基因，不断孕育着新的思想可能性。

于我而言，这是一项真实而又奇幻的研究。

2015年11月底，我到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次年2月下旬，春节返校，我参加了由合作导师干春松先生在人大国学院开设的《周易》读书班。以研习王孔、注疏为主，兼及古今各家易说。每周一次，每次一卦。我去的时候，已经读了两年。此后又读了一年多，直到17年6月，才把卦爻辞的部分读完。

我本科听过谢金良教授的课，研究生又上过刘康德教授的课，对《周易》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但还没有老老实实地读过注疏。与卦爻辞的正式照面，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困惑。传统易学的根本逻辑是王夫之所谓的“象辞相应之理”，即“有什么样的卦爻象就要什么样的卦爻辞与之相呼应”（朱伯崑）。由于卦爻辞是确定的，于是这个问题又转化为如何从卦爻象推出卦爻辞的问题。

为此，传统易学提供了很多解经体例，大处讲是“取象”、“取义”和“爻位”。爻位又包含“当位说”、“中位说”、“应位说”、“承乘说”、“往来说”等。汉代以后，易学家又先后提出了“互体说”（郑玄）、“卦变说”（虞翻）、“一爻为主说”（王弼）、“错综说”（来知德）等等。这些体例并非出于一个自洽的逻辑系统，在具体运用中，可能是互补的（用不了A的时候，可以用B，且两者不矛盾），也可能是矛盾的（同一个象，从A看是吉，从B看是凶)。

体例的发明，本来是为了解释卦爻象与卦爻辞的一致性。但事实上，体例的运用很多情况下是迁就卦爻辞的。采用哪一种体例，不是出于体例之间的优先级考虑，而是出于卦爻辞解释的实际需求。用哪种体例可以导出这个卦爻辞，就用哪一种。并且，新体例的提出，也是为了更好解决既有体例无法解决的情况。

然而，倘若体例的选用只是根据解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某种秩序或必然性；且在既有体例解释不好的情况下，又可以发明新的体例以适应具体的需求（推到极端，甚至可以设想为每一句卦爻辞分别订制一种解释方案），果如此，解释的标准与意义何在？

从同情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周易》“不可为典要”，故“不可一例求之”（孔颖达）。但从文本解释的角度看，解释原则不具有一贯的解释力这是不大好接受的。其结果，就是对文本本身的系统性的一种否定。不但我有这方面的困惑，读书班的师友也多有这个困惑。它刺激了我寻找新的解释可能性。

我加入的时候，刚好读到了《明夷》卦。这一卦很特殊，六五爻有“箕子之明夷”，《彖传》又提到了箕子和文王。历史上还有人讨论，初九爻是谁的故事，九三爻是谁的故事。这让我很是好奇，六爻会不会都有历史人物的故事呢？于是，我花了两周时间详细考察了《明夷》卦。

借助现代学者对“明夷”的重新发现，疏通了卦爻辞的字面意思；又通过辨析过往学者关于各爻故事的指认，依托《史记》和孔子“殷有三仁焉”的提法，考证了各爻背后的历史叙事，写成了第一篇文章《<明夷>的主旨与历史叙事》（后以《<明夷>的叙事本义与义理阐释》为题发表）。期间，我还发现六爻的叙事并不是孤立的，从初爻到上爻还满足了历史发生的顺序。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它成为了我后续研究的一个基本抓手。不但可以为卦爻辞的解读提供时间线索，也为诸说的判定给出了一个一致性的标准。考察《明夷》的时候，我发现《同人》卦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深挖。故又花了一两周时间写了《<同人>的主旨与历史叙事》（后并入《<周易>武王克商事》）。以上大约是2月底、3月份的事。这时的写作完全是试验性的，但结果让人兴奋。

随着考察的深入，我发现卦爻辞的叙事是相互关联的。于是，我不再一一考察每一卦的历史叙事，转而以事件为中心，整合诸卦作综合性的考察。4月，我完成了《<周易>帝乙归妹考》。它的完成对我触动很大。自此以后，我坚信《周易》卦爻辞大部分都是历史叙事。

随后，又写了《<周易>文王初年境遇考》《<周易>伐鬼方考》《<周易>太姒考》《<周易>文王受命称王考》等。至6月上旬，完成了约15万字的稿子。初次结集之后，第一次呈交部分师友请教。后又进一步写了《<周易>文王征伐考》《<周易>武王克商考》《<周易>周公考》三篇，以及《文王年表初定》，形成了“九考一表”的基本规模。

我从一开始以为有一些卦爻辞是历史叙事，到学期中认为大部分卦爻辞是历史叙事，到学期末确信所有卦爻辞都是历史叙事，这一解释观念是在不断的自我怀疑中逐步强化的。此前的考察是围绕历史事件来安排的，没有涉及所有卦爻辞。但作为一种完备的解释原则，它需要有能力对所有卦爻辞作出类似的解说。并且，这一解释思路下的卦爻辞与传统易学的认识如此格格不入。

作为一种可能的解说，就必须站在它的基础上对易学史的演进作出可理解的说明。为此，我提出了一个三部计划：一《考》，二《注》，三《论》。《考》是为了保证它的具体性和可靠性，《注》是为了保证它的普遍的解释效力，《论》是为了与传统易学作出历史的衔接（涉及文本性质的转变、易传系统的生成、易学传统的演进等问题）。

于是，在7、8月间，我对六十四卦卦爻辞一一作了考察。至8月中旬，完成了《注》的初稿。9月至10月初，恰好在我30岁生日之前，完成了《绪论》的初稿（不是那部《论》）。至此，前两部的初稿完成了。至于第三部《论》，自觉学力与思考皆有不足，就暂且搁置了。那个学期剩下的时间，我又看了一些书，反复验证这一解释的可行性，并对《注》作了两次修改。

17年2、3月间，对《考》作了一次修改。5月，对这一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反思，写了《现代<易经>研究的理念、方法及其局限》、《论<周易>本事》、《<周易>历史叙事的史学意义》三篇文章（后两篇已并入本书的《绪论》）。至此，这一工作告一段落，我又转向了孔门后学的研究。

《周易》卦爻辞的研究，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探索经历。我对着卦爻辞，就像看一部侦探小说，一步步寻找线索，一点点拼接碎片，一层层揭开谜底。此间不时迸出的新奇想法，一次次引发思想上的兴奋点，让我的探索不能自已。文王史事的考察和心境的体贴，使我对圣人之为圣人的忧患而素朴的生命有了真切的感受。

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从古老而隐晦的文字间走了出来，我能感受他呼吸间的忧患，感受他抉择时的艰难。由此，我更能理解，文王之所以能够成为周代文明的精神象征；也更能理解，孔子在向击磬襄学琴的时候，何以能够通过琴曲的研习，体认到作者的生命情态，最终指认出文王的名字！

这恐不是虚构的想象，而是以文本遗存为中介、以诚敬之心为担保的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自然感契。当然，这对我而言乃是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我所能做的，只是怀有尽可能的真诚，去勉力追寻文字间的蛛丝马迹，作出尝试性的探索。在此期间，我一直处于半隐居的状态。这段经历，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心潮澎湃。把它记录下来，也是为了一种纪念。

此后数年，我带着研究成果参加了几次会议。16年8月下旬，在中华孔子学会的年会（贵阳孔学堂）上，发表了《<周易>帝乙归妹考》。12月中旬，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访学期间，参见了一次国际会议，发表了《<周易>周公考》，引起了不小反响。主持人黄敏浩教授提到，若我的解释可以成立，整个易学史都要重写；郑宗义教授兴致很高，结合新儒家的思想，作了很长时间的评论。本场讨论一结束，曾诵诗女士就向我约走了稿件，后来发表在中心学刊上。

17年9月，在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首届年会上，我发表了《“<周易>本事”之发现及其方法》（即《论<周易>本事》），第一次对我的研究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反响非常强烈，与会学者多有溢美之词。

20年11月底，承李尚信教授邀请，我参加了山东大学易学中心举办的“《周易》古经本义及其解读方法”研讨会。此次会上，我的研究成了重点讨论的对象，被安排在第一个环节。学者轮流发言，从方法到结论，对我的研究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和尖锐的批评。我很荣幸，有这么多专家开始关注并反思我的研究。但遗憾的是，我在会上没有好的机会对学者的批评作系统的回应。闭幕式上，我跟各位师长开玩笑说，等小书出版之后，再来请大家批评。

一直以来，我的研究得到了很多师友的帮助和鼓励。首先当然是来自干老师和《周易》读书班。我的想法经常拿到读书班上讨论。大家一开始以质疑为主，渐渐了解我的思路之后，也就乐于听我的解法。以至于后来，我去香港访学缺席了两周，群里就有人催我回去，说卦爻辞太难理解，都在等我回去听我的解法呢！这当然是玩笑话，但这种被挂念的感觉，很好。

17年6月，我的研究告一段落，读书班也刚好结束了。那天，师友们在群里炸开了，认为我的解法可以成为一家之言，还起了个名字叫“《周易》何氏学”（此前有人提过，但这次更严肃）。在朝夕相处的师友之间，此说能够作为一种可能的解释而被接受，对我而言是莫大的鼓励。实际上，我的想法最初来自于读书班的启发，没有它就不会有这个研究。工作以后，我还时常想起这个读书班。

16年6月，第一个结集本，我曾发邮件给丁耘教授，请他指正。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不到一小时就得到了回复，他说这个研究非常重要，并向我约稿，希望可以在他主编的丛书中出版。这个肯定让我很受用。17年春，我把稿子给王中江教授看，他认真地建议我在方法论上作一个总结，以便可以推广到其它经典的研究。我后来的三篇总结性文章，一定程度上是受此启发而作的。

当然，也有很关心我的师友对我的研究表达了困惑和批评。不被自己在意的人所理解，这种感觉很不好，但想一想似乎也很自然：一来，解释思路实在过于离奇；二来，似乎对作为哲学经典的《周易》有很大的破坏性（其实，所谓的“破坏”在古史辨易学那里已经完成了，在此之后，无视各种挑战而直接返回传统意见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接下来要做的应该是在扬弃基础上的重建）。让人感到宽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东西在慢慢改变。从一开始的诧异，到渐渐的熟悉，甚至开始同情，是需要时间的。

子曰：“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帛书《要》）我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但每次读到这一句，不免有所感慨。孔子在他的时代，想要从一本卜筮之书去探寻文王之道，他的做法甚至不被身边的弟子所理解。现在，我又把《周易》作一部史书看，逐字逐句还原它的史实，看上去好像是要自绝于整个易学史传统。但这并非是我有意为之，而是这一研究带着它内在的某种必然逻辑，把我引向了这样一个让我深感窘困的境地。我对它的接受前景，是比较悲观的。16年，我曾预言这一研究五年之内无人问津。现在，五年之期已至，情况比预想中的要好一些。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它。这是它的幸运。

本书部分内容曾以论文形式在刊物上发表：《<明夷>的叙事本义与义理阐释》，《周易研究》，2017年第6期；《<周易>周公考》，《中国哲学与文化》第1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周易>所见太姒的事迹——兼论<大雅·思齐>的史实与宗旨》，《云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周易>所见文王征伐的历史叙事》，《思想与文化》2019年第1期；《<周易>所见“伐鬼方”的历史叙事》，《人文杂志》2019年第4期；《<周易>所见“帝乙归妹”的历史叙事》，《东方哲学》第1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论<周易>历史叙事的史学意义（附文王年表初定）》，《现代儒学》第8辑（商务印书馆，2021年）；《<周易>所见文王受命称王的历史叙事》，《新经学》第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这些文章能够发表，得益于编辑部和学界同仁的开明和宽宥，在此谨致谢忱。

今年6、7月间，我对书稿作了一次修订，改变了个别卦爻辞的解读，表述上也作了一些润色。若与已发表的论文有所不同，请以本书为准。定稿之后，郭永秉兄审读了全书清样，纠正了不少训诂的疏误，并指出了一些问题。高瑞杰兄通读了全书，纠正了不少文字和文献问题。两位的深情厚谊，我铭记于心。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资助。孙向晨院长和我的导师张汝伦先生虽然不认同这一研究思路，但都很关心本书的出版。林晖教授在申请出版资助方面提供了很多帮助。谨向学院各位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2021年7月23日

在我的意识中，《周易》卦爻辞已经与文王的生命融为一体了。但若抽身出来，这一解法，究竟是恢复了卦爻辞的本来面目，抑或只是出于我对商周之际的典范意义和典范生命的一再确认，而在无意之间释放了它在另一维度上的可能的解释空间？主观上，我倾向于前者；但客观上，又何可确证？直如庄生之与蝴蝶，是庄生梦为蝴蝶欤，抑蝴蝶梦为庄生欤？欲辨而不可得矣！或许，对于经典解释而言，一种充分自信的解释，当它置身于连绵不绝的解释史的时候，能够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不至于因内部的缺陷而自我否定，已是极大的幸运了。

2021年10月23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