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谈治学第186期 | 刘皓滢：天地广阔，无限探索

中学时我就对很多东西感兴趣。初中的学习内容从比较狭窄的语数外扩大到生物、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开始有一些模糊的想法，思考这个世界上的很多道理是不是有所关联，但那个时候不了解哲学，只是对历史感兴趣。后来进入高中，政治课的第一部分是讲哲学的，我就开始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怎么回事，“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是怎么回事，但发现很多问题仅用中政治课的思路很难想明白。

我就到图书馆去探索——当时居然在我中学的小图书馆找到了尼采的书，现在回忆起来，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看懂，但尼采的书至少给了我态度上的变化，比如，不要把世界上的很多道理当成理所当然的；自己也需要有去探究、去思考的热情等等。什么“永恒轮回”、“上帝死了”，我没有理解，但是我获得了一种热情，一种探究、思考的热情。我后来又去书店里找到更多关于哲学的书，就开始看西方哲学史，这个时候我发现高中政治讲的哲学需要用额外的材料来加以补充，所以自己扩展学习了不少有关哲学的东西。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很广阔，我们应当有所作为。不过那时对“有所作为”没有很大的想法，只是觉得这个广阔天地值得我去探索。同时我也在学校边上小书店找到了一本逻辑学教科书，自己全部内容自学了一遍——比高中数学简单，但是很清晰，而且很多内容是跟哲学有关的。这样从高中开始，我就决定学习哲学。

至于最终从事研究，这有两个缘故。一个缘故跟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兴趣有关。我学习哲学，思考问题，自己长时间做这样的工作，对这些东西的模式，也就是处理思想的模式比较熟悉。生活环境不是在实验室里跟材料打交道，或者在外面跟人打交道，而是跟文字和思想打交道，因此相应地有了一个生活方式，对处理思想的方式和环境比较习惯。

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自己的思考、研究是没有止境的，不是学校里学了四年或者五年十年就结束的。除了维特根斯坦，他写完《逻辑哲学论》就觉得自己把哲学问题都搞定了，所以就不做哲学了（虽然后来他又回来做哲学了），大部分人应该不是像维特根斯坦这样的，而是会越思考越觉得有问题，对我来说同样如此，开始从事哲学方面的研究后，觉得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仍然感觉到天地很广阔，我还需要去探索。

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和同学一样，学各种专业课，中哲、西哲、马哲、逻辑、伦理、宗教学都一一学过。到大二的时候，我选了徐英瑾老师的课，从那时开始，我就感觉所谓分析哲学，或者至少是放在分析传统下来做哲学的方式比较清楚，帮助我想问题想得更清楚一点，这是吸引我的地方。

大二的时候，我就确定一定要学西方哲学，也知道西方哲学貌似分为两种：一种叫“欧陆现象学”，一种叫“英美分析哲学”——当然这种分类其实很不准确。我也上过现象学的课，也上过英美哲学的课，那时由于自己的理解等方面的限制，我并没有理解现象学在干什么，它对我而言处于迷雾的状态，相反，我感觉分析哲学相对清楚。其实到大二结束，我仍然不是很清楚未来研究的方向。

但是，大三上学期（这个时间点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比较晚了）我上了另一门徐英瑾老师的课程“心灵哲学”，那门课我们读大卫·J·查默斯的《有意识的心》，这时候我发现我对心灵哲学的问题感兴趣。为什么呢？我高中的一个同学色弱，他的眼睛看到颜色，体验似乎跟我不一样，我会去想他会怎么描述这个不同的体验，就开始思考很多类似的跟意识状态有关的问题，当时也听说过洛克关于这种问题的说法，但是我原来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心灵哲学的问题，直到大三学习心灵哲学的时候才意识到，原来这被当成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我很早其实就开始思考了。

我把那本书通读了一遍，此后也开始关注其他类似的问题，我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写的也都是这方面的。我对意识问题的兴趣，是在大三学习有关意识哲学的时候被唤醒的，那个时候开始确定我要研究的内容，往后再继续深入学习，尤其是出国留学，我的最终研究还是回到这个问题，虽然方向上更加细化或者有微调——因为本科的时候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领域，一旦继续深入学习下去，尤其确定自己要研究什么东西，继续更加细化的时候，就会出现具体的各种想法和更多的问题。当然除了我自己原来就有兴趣之外，还得说这个问题对很多人都有吸引力，很多人都会去思考它，我只是多参与了一下，多走了几步，所以自己经营过，自己想过，就对这一块东西也更有感情吧！

我的研究兴趣是心灵哲学，再稍微具体一点，是关于意识的问题。如果再更具体一点，一方面是一些关于意识比较传统的理论：物理主义、二元论、不同版本的二元论、不同版本的物理主义等等这些问题，以及比如说最近出现的泛心论等问题，简单地说，泛心论的基本想法是，整个世界的基本构件（不管是什么，原子、夸克等等）多多少少都有类似意识的性质。人们觉得如果只用物理事件的构成结构是没法说明意识的，我们就得假设意识是很根本的性质，它就像电荷，其实存在在非常基本的物理层面。

我博士论文写的是泛心论，但其实我在2010、2011年还在复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想这个问题，甚至想去做研究，但是那个时候这方面的文献太少，所以作罢，到2014年我在美国读博士，上一门心灵哲学的研究生课，当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段时间相关文献变多了，开始有了很多人讨论。其实也就是在2010年左右开始，泛心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人觉得这是可以发展的理论，然后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只是之后写作博士论文，在和我导师讨论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这里有很多问题，所以我后来转向对于泛心论的批评。

所以我现在主要的兴趣是关于泛心论的批评：泛心论可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在哪些方面是让大家误入歧途的，或者梳理一些批评的角度。这是关于意识比较传统的形而上学领域的研究，关于意识到底是什么的研究，这是一方面的兴趣。

另一方面的兴趣跟科学有一点关系。很多人觉得我们要做关于意识的科学研究，但很难的问题是你如何测量意识。对于一个实验对象（subject），你如何判断他有没有意识，有多少意识。这个问题不仅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这个人有没有变成植物人？人有没有昏迷？昏迷得多深？他看上去不动了，但他是不是还有一点意识？这些问题在临床上有实践和伦理意义，因此很多人都在研究。但是大家又公认意识测量是很难的。到底难在什么地方？

我最近想到它或许跟他心问题的知识论是有相当关系的。他心问题是一个处于认识论和心灵哲学交界上的问题。我们都只知道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别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就不是十分清楚。我想是不是可以把意识的科学测量当作对于他心问题延伸的探讨。如果能找到他心问题探索中的一些基本的、限制性的问题，是不是能够用这个办法来理解意识的科学测量的界限是什么。这也是一项我当前比较主要的研究兴趣。

当然还有一些稍微不那么近的研究兴趣。比如我们在思考意识状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带着一些意识状态来思考？当你在想红色，你心中是否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关于红色的概念？当你想着什么东西很冷或很热，你是不是也有一些关于冷和热的经验在那里？还有一个问题也和他心有关。为什么我们经常把有意识的事物当作有伦理地位的，我们关心他们的福祉，我们关心他们是不是感到疼，是不是不舒服等等。而关于其他没有意识状态的事物，我们就不把他们当作有伦理地位的东西，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我在回答上面的问题时已经提到，我认为这种区分并不准确，这两者有很多重合的地方。比如自我意识的问题，英美哲学里也讨论“我”是怎么回事，自我意识是什么，比如自我意识里是不是有关于“我”的概念，或者还是关于“我”的概念不是非常明确，但是它也隐含在其中。英美心灵哲学里也有这方面关于意识，关于自我意识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贡献比较突出的学者有时不是做分析出身的，他们好像对现象学更加同情。有一些学者他们也做心灵哲学，但是他们的心灵哲学很明显用了他们号称是现象学的一些想法。所以在自我意识这一问题上，从分析的角度和从现象的角度都有话说，而且欧陆现象学其实贡献不少。

同时他心问题也是，传统上很多人以为即罗素所说：我注意到外部一些事物的反应，我想当我有这样的反应和行为表现，我有这样的意识状态，所以现在我看到他是那样的行为表现，我就类比一下说，他有这样的心理状态。他心问题后来还有很多讨论，在罗素的时代现象学界也有很多讨论。现在在英美学界，不仅是哲学界，包括心理学界，关于他心问题的讨论也深入到你应该用怎样的心理机制去理解他心问题。比如，你是以某种推论的方式，还是以某种直接知觉的方式认识到他人的心理状态的，这方面的讨论汲取了非常多欧陆哲学的想法。很多研究现象学的人也开始挖老祖宗：伊迪丝·施泰因(Edith Stein)、胡塞尔、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列维纳斯等等，指出现象学界关于他心问题有非常多的论述，大大丰富了传统他心问题的讨论。包括现在也有学者表示维特根斯坦晚期——不要以为他的心灵哲学里面只有私人语言论证，不要以为他是一个行为主义者——关于他心问题，维特根斯坦有很多可以说的。比如他说我直接看到某人的恐惧，而不是我看到他的脸上的运动轮廓，然后推论他恐惧等等。很多现象学者描述过他心的知觉过程。所以会发现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我所关注的心灵哲学里），凡是碰到和现象层面、观察层面有关的内容，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合作是非常多的。在这方面一些欧陆学者的贡献相当巨大。因为他们在欧陆，但是他们很多时候又是用英语来做哲学的，所以这些学者用英语参与英美哲学（或者英语哲学）的研究，但是同时又具有深厚的欧陆背景，他们在这方面表现非常突出。

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可能关心同样的问题，但是角度还是有一些不同，他们的写作风格也有些不同。可能因为学理来源和理论，甚至是学术社会学上的一些差别，读他们的东西体验还是很不一样的。但他们最终在关心的问题，甚至最后讨论的方向上会有些结合。

首先我是希望通过这门课使大家知道一些概念、想法、语言分析方面的知识。语言哲学中的很多内容貌似只是在语言哲学中，但是语言哲学其实为后来的语言学奠定了不少基础。我们“语言哲学”课程里讲的内容往往出现在语言学、语义学等方面的教科书中，主要在很前面的几个章节或者很多导论性的章节中。因此语言哲学的内容，对于一些别的学问（比如说语言学）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语言哲学和现象学方法也有关联，如果你关注从胡塞尔开始的欧陆哲学，需要对弗雷格关注的问题稍微有所理解。因为弗雷格对胡塞尔有批评指教，胡塞尔也在跟弗雷格交往的过程中修正过自己的看法。不光是分析哲学早期，往后日常语言哲学里的很多现象，甚至包括维特根斯坦哲学，包括他中后期哲学里的很多说法，对日常语言交流的关注，你也最好不要仅仅把它当做英美分析哲学的内容来看。比如说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虽然在英美分析哲学里算是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可是他年轻的时候是对英国读者介绍过欧陆现象学的，但是这一方面大家不怎么提及。比如说J.L.奥斯汀，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 “语言学现象学”（linguistic phenomenology）。他也用了“现象学”这个词，至于他的理解是不是跟欧洲现象学完全一样，这是另当别论。我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不用因为语言哲学经常是用英语写作，便把它放在分析哲学的流派中，认为它跟现象学、欧陆哲学没什么关系。语言哲学中讨论的很多东西虽然被归在“分析哲学”里，它们和欧陆现象学之间的深层关系还是可以挖的。建议同学们关注问题和现象，不要太拘泥于“流派”。

当然除了介绍给同学们一些概念、想法，让同学们对这方面的知识有所了解之外，我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让同学们锻炼思考的方式，熟悉对于一些现象的分析方式。比如一段话、一句句子、一个概念可能有很多值得分析的地方，你怎么可以去注意到它？因此课上我讲了一些概念之后，我想让同学举例子。因为你能够举例子，至少说明你已经理解了不少。当同学们用一些想法去分析一些小点，甚至是日常生活的点，同学们会发现世界上有很多可以仔细理解的东西。它不光关乎学术，同时也跟生活密切相关。

最后我希望同学们能够一起读一些文本，哪怕是有点难的内容，如果同学能够去跟它挣扎、奋斗几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经历。我们是学习哲学的，我们是处理思想、文本和表述的人，我们的看家本事——像种菜的——是亲手跟“土地”，跟很多乱七八糟的语言环境打交道。如果是消费者，我们只要处理干干净净打包好的菜就可以了。这些是在下游，接受文化产品的人。但是我们干哲学，我们是处理思想，到乱七八糟的“土壤”环境里挖东西出来的人。所以哪怕有些东西很难读，学哲学的同学最好读一读。因为你不读，学校里别的同学、社会上别的人估计也不怎么会去读、会去消化，我们还是需要有人去读的，你得承担起这个责任，有一点志气对吧？

现在国内外进入高校进行学术研究，都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在选择要不要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你要确认清楚。你愿不愿意坐冷板凳，一直坐在那边做学术？你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但没有很高的经济上的报酬？你愿不愿意为学术献身，为学术而投入自己？你是否愿意，你有没有这样的条件，这些问题都要问自己，而且要跟同学、老师有很好的交流（和有资历、有丰富经验的老师有很好的交流）。弄清楚之后，你就要全情投入。

如果是在国外高校进行哲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其他学科的我不了解）——国外学校不是全部教职都进行学术研究，而有两种。一种是做研究，一种是教学（有时候研究和教学都要进行）。博士毕业之后找工作比较困难，这是时常有的情况。哪怕是非常优秀的博士，甚至发的文章比一些学校的老师都要好的博士，也可能只在一些比较普通的学校找到比较微薄的工作。所以前景大家心里是要有数的。

如果准备进入国内高校进行学术研究，同学们要尽早地开始熟悉国内的学术生态和学术环境，最好是能够早一点搞清楚自己的研究方向，然后你就朝那个方向用力。比如说我们在上《语言哲学》，如果有同学对一个问题感兴趣，你就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你最终做下来成为一个这方面的顶尖研究者。往这方面发展，你在某个机构进行学术研究的机会还是有的。哪怕是一个定冠词“the”，你要写一篇博士论文，真的研究下去是有事可做的（当然也得看有没有语言学方向的导师愿意且能够支持你）。而且你真的这一篇博士论文写下来，国内基本上关于这种东西的研究也没有人比你强了（虽然，有多少研究机构对这个感兴趣是需要考虑考虑的）。

所以对于想进行研究的同学的建议还是：你真想做学术的话，决心要定。下了决心之后就尽早确定方向，然后拼命做下去。这么做在伦理上到底对不对，大家自己心里可以去想一想，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我只能留给大家自己去选择掂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