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谈治学第187期 | 何益鑫：以理科生的方式做文科的研究

至今为止，我的研究集中于两块，一个是早期儒学尤其是孔孟之间的研究，一个是《周易》卦爻辞及早期易学的研究。

我的博士论文是做孔子的成德之学（《成之不已：孔子的成德之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以《论语》为依据。我当时有一个很强的理念，认为经典的解读不应该是以现代人自己的思想格套去肢解经典，而应该做一个“无为”的引导者，通过必要的描述和铺垫，引导读者进入《论语》的语境之中，与其中的人物发生切身的交流。对于读者而言，是引导读者进入文本所撑开的世界；对于经典来说，则是让文本以合乎本性的方式自由地呈现出来。本着这种理解，我写了博士论文的第一版。但这种阅读和写作的理念，有意排斥一种整饬的结构，不符合现代学术的规范。后来，在导师张汝伦先生的批评建议下，我改写了论文，以人的基本生存维度为依据建立了一个结构。不过，最初的理念，仍然是我文本研究的基本取向。

对《论语》的沉浸，让我契入了孔子和孔门的思想世界。博士论文之后，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还不清楚孔子会说什么，但我大约知道孔子不会说什么。这大概是源于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的了解，而产生的对于思想边界的敏感。对于孔子研究而言，这种感觉是很重要的。在秦汉时代众多“子曰”文献的笼罩之下，若不能对材料作有效的区分，也就难以真实确立对孔子本人的清晰的了解。

由于孔子的研究，在博士后期间，我很自然地转向了孔门后学的研究。这就要涉及出土文献了。虽然都是陌生的文本和陌生的表述，但当我看到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五行》的时候，反而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我常有这样的感觉：这个点，是孔子那个点的形变；这个点，是接着孔子的那个点讲……不是说，是这些文本直接引用了《论语》；而是说，它们的很多提法不是无中生有的，与孔子之教有若隐若现的内在关联。于是，一两个月之后，我就写了《性自命出》《五行》的简注。虽然在细节上还有出入，但大体思路和格局都在了（题解基本沿用）。早期儒学的流衍，源头在孔子，在《论语》。后学在思想上的创造，往往都是从孔子之教中引申出来，是为了理解孔子，或者回应孔子的问题。我对《论语》的体贴，使我对七十子后学的思想意图有近乎同情的了解。

此后，由于《周易》研究的插入，我没有在这个课题上花很多的时间精力。临出站前，我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出站报告《孔门成德之学的演进》。写作的时候，我体会到了一种“顺流而下”的感觉。可以说，孔门七十子后学的研究，决定性地依赖于我对孔子的了解；而研究的结果，也反过来让我更确信自己对孔子的理解。

回到复旦工作之后，为了给研究生开设讨论班，我分别撰写了《竹简〈性自命出〉章句讲疏》（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和《竹简〈五行〉章句讲疏》（待出版），大体上属于此前研究的细化；接下来，还要做一个关于《孟子》的研究，其心性论的核心关节部分已经打通。做完之后，早期儒学的系统研究就算大体完成了。

由于这一研究，我对早期儒学的思想史演进历程有了更为清晰、内在而系统的把握。同时，也使我明确了一种方法论的主张：“直契本源”与“顺流而下”——以本源性文本的契会定下思想的格局和坐标，由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要素出发，追寻其在历史中展开的痕迹，最终完成一个系统的研究。对于融贯论的标准来说，系统的解释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还有一个研究，关于《周易》卦爻辞的历史叙事。一直以来，卦爻辞近乎是不可理解的上古文本。传统易学虽以爻位关系为基础构建了一套解释，但体例的运用没有严格的标准，很难说具有必然性。现代学者抛开易学史寻求本义，又缺乏系统的理念和方法。博后期间，我在《周易》读书班的启发下，追寻卦爻辞叙事的蛛丝马迹，对卦爻辞作了系统、完整的分析和解读，确认卦爻辞实是商周之际的历史叙事，内容以文王、武王、周公的事迹为主，涵盖了商周之变的主体历程（《〈周易〉卦爻辞历史叙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这一研究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关于《周易》本义，以及早期易学史的基本认识。当然，关于这个研究，学界还有很大的争议。这里先不多说，且看后续的效应。

一个人的学思生命，会有它的起处、落处和转进处。于我而言，以上研究都是阶段性的工作。接下来的几年，我会更多关注先秦道家以及《易传》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