虬江文库006 | 何益鑫：《周易》所见周公事迹考

摘要：在《周易》中，《蛊》卦的历史叙事最晚。《蛊》卦从武王克商开始叙述，经过周公摄政的时期，而以周公致政成王为终，完整记录了周公在主政时期的作为。周公的作为，继承了武王的既定策略。武王克商，名义上建立了周朝。但事实上，还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为了维护天下的稳定，武王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措施。结合《周易》对武器的重视，以及《晋》卦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我们发现，“收甲兵”和“放马牛”不仅是为了显示“天下咸服”或“不复用兵”，更是武王时期重要的军事策略。这一策略在周公东征的时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文王、武王、周公在策略上的连续性，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障。直至周公致政成王，殷周的革命才最终完成了。

何益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先秦哲学和《周易》。

本文发表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十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7月，第109-128页。原文注释略去。

《周易》卦爻辞内容的断代，是《周易》研究的一个难题。历史上，出于探讨《周易》作者问题的需要，已经涉及了这个问题。例如，孔颖达《周易正义·序》论及卦爻辞作者的时候，就有一个概说。近代学者，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理解《周易》卦爻辞，也从中发现了文王以后的历史故事。如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指出，《晋》卦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一句，说的是周初卫康侯接受分封之事。并由此推断，《周易》卦爻辞的叙事内容，下限在成王时代。顾氏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也由于方法上的局限，造成了细节上的出入。

通过之前的研究，我们已经得知，《周易》卦爻辞的叙事，虽以文王一生的历史事迹为主。但武王克商作为文王事业的继续，在《周易》中也有不少论述。那么，除此之外，《周易》卦爻辞是否还涉及了周公的故事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说，“武王克商”是文王事业的延续，那么，周公的摄政与还政，则是文、武事业的完成。

关于周公，先秦的资料尤为丰富。《尚书·周书》中就保留了不少周公本人的文诰。基于这些传世的文献，我们尽可以从中建立对周公的认识。在这个方面，古今许多学者已经做了很好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全面考证周公的史迹，而是根据《周易》卦爻辞所提供的线索，尝试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分析和考证。

周公的事业是接着武王来的。《周易》对“武王克商”的历史叙事，往往将之视为一个阶段的完成。如《离》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以斩杀商纣，攻克其朋类为终。《同人》上九：“同人于郊，无悔。”以攻克殷商，举行郊祭为终。《需》卦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以敬待前朝而得吉为终。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爻辞，不以武王克商的决定性胜利为完结，叙事中暗含了武王时代的危机，以此为后来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周公的所作所为，埋下了伏笔。比如，《革》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商周变革之际，“小人”迫于时势，表面上顺从周的统治，心底里却有自己的打算。这些人，当然需要尤其警惕。所谓“小人”，大致可以区分出两种。一是真小人，即奸邪之人。一是对周而言的小人。后者，又被称为“顽民”。如《书序》云：“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伪古文尚书《毕命》云：“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所谓“顽民”，其实是指不服周德的殷人。从大势看，文王在晚年，确实达到了道德鼎盛的时期。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这种情势，大致上是成立的。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自太王而来，周人的耕耘在西方，其德泽的影响也在西方。此前，文王受命称王，主要是虞芮两国的支持。后来征伐西方的诸侯，也多是经过了艰难的战争。至于文王克崇、迁丰，恩德普施，方才稳固住了西方，达到了“有孚惠我德”（《益》九五）的“敦临”（《临》上六）的境界。当时，殷的王畿及其附属的南国，都是殷商势力的根据地。周人的影响还远没有达到。迁丰之后的第二年，文王就殁亡了。文王虽然为众望所归，但毕竟时日不多，风化尚浅。到了武王时期，武王的威信，不及文王。故须树立文王的旗帜号召诸侯。武王对殷商王畿和南国的攻克，也依赖于战争的谋划和武力的征伐。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殷人心底里固不愿臣服于西境的小邦。“顽民”的出现，就是这种心态的表征。关于这个问题，苏轼有一段评论：

《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八篇，虽所诰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读《泰誓》、《牧誓》、《武城》，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读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难也。《多方》所诰，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纷纷焉。不心服者，非独殷人也。予乃今知汤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纣之虐，人如在膏火中，归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虽以武王、周公之圣，相继抚之，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汉道德比之殷，犹碔砆之与美玉也。然王莽、公孙述、隗嚣之流，终不能使人忘汉。光武之成功，若建瓴然。使周无周公，则殷之复兴也必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东坡书传》卷十五）

历史的发展有自然的惯性。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王者的风化，必至三十年方能浃洽浸润，积久之效也。同样，殷人世受先王的恩典和风化，也不免感怀殷商先王之德。再从一般心态上看，大国之民也很难接受小国的统治。对于这种情形，武王心知肚明。据《逸周书·度邑解》及《史记·周本纪》，武王回到周国之后，“自夜不寐”。可见武王当时的忧心。

针对当时的情况，武王采取了一些列的措施。比如，设置三监、规划洛邑、考虑传位于周公等。这些都是历史的常识，笔者不欲赘言。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根据《周易》的历史叙事，来看到武王的相关策略。

其一，戒用小人。《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武王克商之后，分封诸侯、嘉奖功臣，而自我告诫，千万不能任用小人。从商周之际的历史来说，“小人勿用”的告诫，是从商人那里得到的重要教训。武王伐商，历数商纣的罪恶，就有“焚炙忠良”（伪古文尚书《泰誓上》）、“崇信奸回，放黜师保”（伪古文尚书《泰誓下》），以及“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牧誓》）的提法。《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商王大臣遭受蹇难，而不得保守旧有之职。也是这个意思。商王一面抛弃贤臣，一面任用外来贵族和奸佞小人，以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伪古文尚书《武城》，及《左传》昭公七年）。在周人看来，这是商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武王在分封建侯的时候，有功的“小人”，也给予相应的奖赏，但不可给予实权。对于在大势面前投诚的人，也应多存戒心。

其二，“不征小人”。《革》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革面”，孔颖达曰：“但能变其颜面容色，顺上而已”。小人在大势面前见风使舵，但未必真心服周德。这一点，武王当然是明白的。即便如此，爻辞说“征凶，居贞吉”。进一步征伐，会有凶险。如果安居，可得吉祥。武王之所以不继续动用武力，对“小人”加以征伐和清算，无疑基于对政治形势的正确判断。从现实来讲，殷商的势力仍然很庞大，“小人”诛不胜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征伐，对残余势力赶尽杀绝，必将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此外，文王曾对武王谆谆告诫，要宽佑一般的商人。在清华简《程寤》中，文王曰：“惟容内(纳)棘，意(亿)亡，勿用，不。思(使)卑柔和顺，眚(生)民不災，怀允。”“棘”是商廷小人的象征。文王劝诫武王，要容纳这些人，但是不要重用，要让他们顺服，以避免生民受灾。在清华简《保训》中，文王又以商人先祖上甲微向有易复仇，而最终没有加害有易的例子，劝诫武王要行中道。文王的告诫，是文王“仁德”的表现，但也未尝不是文王政治眼光的体现。改朝换代，本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更何况是以小驳大（“小邦周灭大邑商”）的情况。伊川曰：“以尧舜为君，以圣继圣百有余年，天下被化，可谓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来格烝乂，盖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为成也。苟更从而深治之，则为已甚，已甚非道也。” 开朝的征伐需要适可而止，而政局的稳固，需要通过礼乐制度的建立，和长期的教化来实现。

其三，“收甲兵”。根据《周本纪》，武王规划了洛邑之后，“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伪古文尚书《武成》云：“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礼记·乐记》云：“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后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这些记载，提到了武王的两个措施：一是把战马和战牛（战车的动力）集中到华山之南、桃林之野蓄养；一是收缴兵器藏入府库，解散军队。传统上认为，这是武王表明自己不会继续使用武力，有安抚天下的意思。我们认为，这一说法不够全面。先来看第一点。收缴兵器，不是仅仅收缴周人自己的兵器，而是收缴天下诸侯的兵器。而藏入的府库，不是商人的府库，而是周人的府库。要知道，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兵器。周人之所以能够在战争实力上骤然提升，甚至超过商朝，先进兵器的获得和积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据《周本纪》，文王从羑里归来，纣王“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纣王提高周国的军事实力，希望它能够稳定西方叛商的诸侯。后来，文王大行征伐。在这个过程中，更是不断获得先进的战争武器。《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解》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所谓“金矢”、“黄金”、“黄矢”，指的是黄铜制的箭簇，在当时属于先进的武器装备。《周易》在战争叙事中，反复强调先进武器的缴获，可见其重要性。《解》六三：“负且乘。”又是背负，又是装载，内容就是缴获的物资，包括武器装备。从文王征伐开始，周人对武器的重要性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可以说，武王收缴天下的兵器，是吸取了商朝的教训。

其四，“放马牛”。武王放马牛于华山之阳、桃林之野，也有其深切的用意。对于古人来说，牛除了可以作为牺牲、用于献祭，以及从事农业生产之外，还是重要的战备物资，重装车辆要凭牛力。《大有》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所谓“大车”，就是重装的牛车。在《周易》中，“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有时，甚至用来比喻商、周。《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这是用童牛比喻商纣。童牛之上再加桎梏，比喻商纣当时受东夷的牵制。《旅》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丧牛于易”，是商人先祖王亥的故事。用在这里，比喻文王之殁。马就更不用说，属于基本的战备资源。《大畜》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良马逐”、“闲舆卫”，是周人驱驰良马，训练车战的情形。马和牛的数量，是战争实力的重要指标。周人深切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坤》卦辞：“元亨，利牝马之贞。”《离》卦辞：“畜牝牛，吉。”之前，学者不明白《周易》为何强调畜牝马、畜牝牛。只能从柔顺之德来理解。其实，牝马、牝牛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具有繁殖的能力，可以增加马、牛的数量。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考察《周易》中一句长期被误读的卦辞。《晋》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历史上，学者多对这句话作宽泛的理解。如孔颖达曰：“康者，美之名也。侯谓升进之臣也。臣既柔进，天子美之，赐以车马，蕃多而众庶，故曰‘康侯用锡马蕃庶’也。‘昼日三接’者，言非为蒙赐蕃多，又亲宠频数，一昼之间，三度接见也。”据此，则“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是说受到的赏赐和恩宠。这是有代表性的说法。近代顾颉刚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中指出，康侯即卫康叔。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确证，卦辞的“康侯”，即《尚书·顾命》的卫侯、《逸周书·克殷解》的卫叔、《逸周书·作洛解》的康叔，亦即《史记》中的卫康叔。康侯名封，是周武王的同母少弟。原封在康，周公平定武庚之乱后徙封卫，故又称卫康叔。据清华简《系年》，康叔初封在“庚丘”，即是康。学者考证，康的具体地望，在今河南省禹县、临汝之间。康叔之封康，当在武王克商之后，而在周公东征之前。关于“康侯用锡马蕃庶”，李零说：“康侯用天子赏赐的马配种，培育出许多良马。”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可取。与《周易》对“牝马”、“牝牛”的强调是一贯的。进一步，我们可以推测，康侯当时被封为康侯，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替周王室蓄养马匹。顺此，“昼日三接”，不是说天子一日之间三次接见，而是说康侯一日之间多次亲自管理，以见其勤于职守。再联系武王“放马牛”的措施，我们有理由猜想，所谓“华山之阳”、“桃园之野”，指的是同一个地方，也就是康叔的封地，即嵩山南面，今河南省禹县、临汝之间的平原地带。武王把马、牛集中到这里，而把康侯分封在此负责蓄养。除了兵器，马牛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武王把马牛交给康叔管理，是出于对康叔的极大信任，因而康叔也未敢懈怠。据《左传》定公六年，“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后来，周公平定东方之后，封康叔于卫（故殷墟）。再后来，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以佐成王（《管蔡世家》、《卫世家》）。足见周公对康叔的信任。武王与周公同心，亦当如是。

《周易》之所以强调“用锡马蕃庶”，是出于战略考量。《晋》卦六爻从文王时代开始叙述，以武王克商而结束。《晋》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晋其角”，以牲畜抵其触角，比喻周人用武。“维用伐邑”，指武王伐商。“厉，吉，无咎”，是对武王克商的过程及结果的判定。按理来说，武王克商以完全的胜利而告终，断辞也应在此结束。上九在此之外，特著“贞吝”一词，似与常理不合。其实，“贞吝”不是指武王克商一事，而是提示了武王克商之后的问题，代表了《周易》作者对当时政治形势的理解和深刻的危机意识。而《晋》的卦辞所叙述的康侯之事，正是武王、周公基于这种危机感，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之一。

可以看到，武王在他的时代，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稳定时局。不过，武王克商两年之后，就因病去世。这使刚刚建立的周朝，又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的发生，是周人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集中爆发。

在《周易》中，叙述周公之事的只有《蛊》卦。虽然内容不多，但从中可以看到，周公在他的时代所具有的承前启后的关键意义。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蛊”，是“事”的意思。《序卦》：“《蛊》者，事也。”不过，蛊字本来有不好的意思。《说文》：“腹中蛊也。”指腹中有蛊虫。据《左传》昭公元年，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医和指出，蛊字原意是器皿中间有蛊虫，进而认为，《周易》中的“蛊”有女子蛊惑男子的意思。因而，后世学者也都认为，《蛊》卦的“蛊”，不直接训为“事”，而是说蛊坏则必“有事”。《正义》引褚氏云：“蛊者，惑也。物既惑乱，终致损坏，当须有事也，有为治理也。故《序卦》曰：‘蛊者，事也。’谓物蛊必有事，非谓训蛊为事。”程子曰：“蛊，事也。蛊非训事，蛊乃有事也。……蛊之义，坏乱也。”义同褚氏。朱子曰：“蛊，坏极而有事也。”亦同之。这些解释都从“蛊”字的原意，引出“蛊者，事也”的论断。由于这个原因，传统认为《蛊》卦的主旨就在于“拯弊治乱”。如王弼曰：“蛊者，有事而待能之时也。”等待有能力的人出来拯治蛊乱。

传统注疏对《蛊》卦主旨的把握，与《蛊》卦的历史叙事基本吻合，诚可谓殊途同归。从历史叙事的角度看，《蛊》卦六爻除了初爻、二爻为武王之事，余四爻都是记载周公的作为。其所谓“蛊”，首先指“事”。“干父之蛊”、“干母之蛊”，就是代劳父母之事的意思。但与当时的时局联系起来，代劳父母之事，又确有拯弊治乱的意思。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干字有两种理解。一者，匡正。《广雅·释诂一》：“正也。”虞翻曰：“干、正，蛊、事也。”显然，训正是为了对应蛊所具有的坏乱之意。一者，干事之干。《文言》：“贞固足以干事。”俞樾曰：“《蛊》卦诸干字并当作幹。……幹父之蛊，幹母之蛊，并言主领其事也。”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两者是相通的。“干父之蛊”，就是绍继父亲之事，惩治弊乱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在《周易》的历史叙事中，“干父之蛊”不是指匡正父亲的弊乱，而是指继续父亲未及整治，从而遗留至今的弊乱。就此而言，第一层讲主领父事，第二层才联系拯治弊乱较为合适。“有子考无咎”，多读为“有子，考无咎”，如孔颖达曰：“有子既能堪任父事，考乃无咎也。”有一个能堪其事的儿子，父亲就可以无咎。另有一种读法，从“有子考”为断，读考为成。尚秉和曰：“能正父蛊，故曰有子考。《逸周书·谥法》云：‘考，成也。’《左传》襄公十三年‘祢庙’疏：‘考，成也，言有成德也。’‘有子考’者，即谓有子能成就先业也。”这种说法于义为长。

从历史叙事的角度看，这一爻说的是武王。“干父之蛊”，武王继承文王遗志；“有子考”，武王克商，完成了文王所受的天命。《逸周书·祭公解》云：“维文王受之，惟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意思是说，文王所受于天的大命，在武王的身上得到了完成。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中庸》）其中“父作之，子述之”，正是《周易》“有子考”之义。而文王的“无忧”，也即《周易》“无咎”之义。至于“厉，终吉”，是指武王伐商过程凶险，最终成功。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按照传统的说法，“干母之蛊”是匡正母亲弊乱的意思。从历史叙事的角度说，“母”指的是武王、周公之母太姒。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有妇人焉，九人而已。”（《论语·泰伯》）注家以为，十人之中包括太姒。其实，太姒为武王之母，子不得臣之。不过，通过这一说法，我们不难看到太姒的功劳。从《渐》卦和《家人》的历史叙事，我们得知，太姒在文王囚羑里的时期，已经执掌了周家的家政。其功劳，主要是孕育、教养了文王的子弟，包括武王、周公这样的大才。《大雅·思齐》曰“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赞颂了太姒在这方面的功劳。《渐》上六“其羽可用为仪”，也称扬了太姒的懿德风范。因此，“干母之蛊”，就是主领太姒之事。太姒之事，本在协调家庭内部关系。母事需要代劳，则太姒当时大概已经谢世。文王、太姒既已不在，家政方面，就要处理文王膝下的兄弟关系，及与虞芮等同姓诸侯的叔伯关系。

从历史信息来看，周的家庭或宗族关系有同心同德的一面，也有比较复杂的一面。之前我们提到，九年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就是因为宗族内部没有达成一致而退兵（《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而在周公的时代，正是作为兄弟的管、蔡，主动发起了叛乱。此外，据《左传》定公六年，“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既说两人（应包含武王）相睦，则与其他兄弟并不相善，亦可想见。种种事实和传言都表明，文王之下的兄弟关系实难妥帖处理。这些不协调的因素，在文王的时代不是问题，但在文王之后，特别是太姒之后，必会逐渐显露，乃至集中爆发。从《蛊》卦的叙事来看，九二说的还是武王时代的事情。武王克商，居功至伟。《革》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是说武王威信彰著，无待占卜。但即便是在这个时候，家庭的内部关系，已经出现了隙痕。所谓“不可贞”，传统解作“不利贞固”、“不可坚贞”，是说匡正母事，应导之以柔顺，不可过于刚直。这种解法凸显了“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的道理，却不是爻辞的本义。其实，贞是贞问的意思，“不可贞”即不利于贞问。作者之所以会有“不可贞”的断语，其后必有真实的事件。我们认为，这可能是指在分封的问题上，周家兄弟产生了的分歧。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武王以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除了为挟制武庚之外，也很可能是管叔、蔡叔等主动争取的结果。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悔，恨惜。无大咎，没有大的咎害。这里再次出现的“干父之蛊”，所指与初爻不同。从历史叙事的角度看，这一爻是指周公开始主领其事。《史记·鲁周公世家》：“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襁褓”，背负婴儿的宽带、包裹婴儿的被子。说武王驾崩之时，成王尚在强葆之中，并不可信。不过，当时的成王，能力与威信尽皆不足，无法维持周的统治，这也是真的。周公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决定践祚当国。需要注意的是，周公践天子位、摄政称王，是真正行使了王的权利。后世所说的“相王室”（《左传》定公四年）、“权代王”（《尚书·大诰》正义引郑玄），乃是出于后人的观念，而欲为周公讳，并非当时实情。王国维说：“是故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况且，武王考虑到当时的情形，本就有传位周公之意，他说：“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逸周书·度邑解》）兄终弟及本来合理，不用占卜。然而，周公的决定引起了一些人，特别是周家兄弟（管叔及群弟）的不满。其中，反应最大的是管叔。管叔次伯邑考和武王姬昌，排行老三。按照兄终弟及的继承法则，武王驾崩而成王年幼，本应该由他来继承王位。于是，他开始散布流言，实有争夺王位的意思。这一流言，在朝野上下、诸侯之间广泛传播。故爻辞曰“小有悔”。为了澄清事实，周公特意正告太公望、召公奭，说明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先王父兄所创的基业毁于我辈之手。之所以告二公，除了他们在宗亲和功臣中的地位声望，想必他们也曾为流言所动。至于成王，亦是如此。不过，这一流言终于止息，没有酿成大害，而周公也顺利践祚，故爻辞曰“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裕，宽裕。“裕父之蛊”，犹以宽裕之道干父之蛊，伊川所谓“宽裕以处其父事者也”。“往见吝”，如此以往，而生悔吝。从历史叙事的角度讲，这一爻说的是周公当政之后的事。所谓“宽裕”，从现有的历史记载看，应是指周公对待流言的态度。周公践祚的时候，流言四起，源头即是管、蔡及群弟。周公对此未尝不知。只是后来，通过周公的澄清和安抚，流言逐渐消散，也没有造成祸害。在这种情况下，周公顾及兄弟情义，没有出于政治或律法的考量，对管、蔡等加以惩处。这大概就是“裕父之蛊”的所指。不过，也由于周公的宽大处理，使得管、蔡有了时间，唆使武庚、淮夷一起叛变。《左传》定公四年：“管、蔡启商，惎间王室。”《后汉书·东夷传》：“管、蔡叛周，乃招诱夷狄。”在这场叛乱中，武庚和东夷也都是管、蔡煽动的，管、蔡才是始作俑者。因为周公的宽裕之政，以致酿成大乱，此即爻辞所谓“往见吝”。此外，《逸周书·作洛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说的是，周公立而三叔及殷东、徐奄叛，周公采取了平息父兄、安抚诸侯的策略。我们认为，这一叙述只是约略之言，顺序未必符合当时的实情。真正的叛乱，需要时间的准备。管、蔡很可能是利用了周公立后“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的时期纠集实力、准备叛乱的。而这一时期，也就是周公“裕父之蛊”的时期。当然，武庚和东夷的叛乱，正如之前所分析的，有其自身的原因或企图。管、蔡的唆使，则是直接的导火索。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用誉，有令誉。相对于上一爻“裕父之蛊”，这一爻的“干父之蛊”，显然指周公的强势执政。所谓强势，首先是指东征。管蔡流言中伤周公也就罢了，但煽动武庚、淮夷一起叛乱，则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事。故周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尚书·金縢》）我若不绳之以法，无以告慰我先王父兄。东征之后，周公以管、蔡为“不孝不友”的“元恶”，以说明不得不征之意（《尚书·康诰》）。据《逸周书·作洛解》：“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群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又据《史记·管蔡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馀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周公东征前后经历了三年，第一年稳定局势，第二年击溃殷商、惩处三叔，第三年征伐东夷（奄、薄姑、丰伯等）。东征之后，封康叔于卫，安抚殷商遗民。让微子在宋，承继殷商的祭祀。周公东征以完全的胜利而告终。不但最终平定了殷商，也解决了殷商末期留下的东夷“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后汉书·东夷列传》）的局面。“周公东征的胜利，才使周朝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的大业，才奠定了创立周朝的基础。”周朝由此坚固了在诸侯中的威信，周公也赢得了嘉美的声誉。

当时的管、蔡，武庚，都是非常有实力的诸侯。东夷更是如此。《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殷商的灭亡，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东夷的拖累。而周公东征能如此顺利，除了周公本人的能力之外，与武王时期的战略准备不无关系。其中就包括武器的收缴和马牛的蓄养。《豳风·破斧》一诗，是东征之后所作。其中，“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既破我斧，又缺我锜”，“既破我斧，又缺我銶”，这些诗句通过记录武器装备的破缺，反复渲染战事的惨烈。在如此惨烈的战争中，武器装备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周人用了武王时期收缴的兵器，尚且至于破损坏缺如此，更何况已被收缴了武器的诸侯，装备更其匮乏。除了武器，战马和牛车也同样重要。之前，从传世的史料，我们无法了解康侯在战争中的实际贡献，因而也不能理解周公东征之后，竟把他封在故殷墟的卫，让他来安抚殷商遗民。但结合《周易》，周公这一决定，除了他与康侯向来亲善之外，也确有论功行赏的意思。康侯的功劳，正是《晋》卦辞所谓的“用锡马蕃庶”。他所蓄养的马牛，是周公东征的重要保障之一。

东征之后，周公遵照武王的心愿，完成了成周（洛邑）的营建，进一步巩固了对殷商及南国的统治。又实际制作了周朝的礼乐制度，奠定了周文的基础。故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尔》）在孔子看来，周公就是周文的代表。《尚书大传》曰：“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践祚七年，功绩斐然。“用誉”，不亦宜乎？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事，学者多作承事解，如孔颖达曰：“最处事上，不复以世事为心，不系累于职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虚之事。”伊川顺着“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之义作了发挥。伊川曰：“是贤人君子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不累于世务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时，既不得施设于天下，则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节而已。”不过，这些不是爻辞的本义。从历史叙事的角度讲，这一爻是说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王之事。“不事王侯”，张惠言曰：“为不治王侯之事也。”尚秉和曰：“言不事王侯之事也。”这一说法是正确的。此处的“王侯”是偏义之辞，重点落在“王”上。“不事王侯”，即周公不再主领天子之事，而将王权归还给成王，亦即《尚书·洛诰》“朕复子明辟”之意。周公摄政，本因“天下未集”，为拯救周家于大艰之时，不得已而为之，非是争天子之位。然而，终不能绝天下之疑。经过七年的经营，武功既定，文治亦初见成效。这个时候，周公还政于成王，既印证了当时的初心，也断绝了天下小人的议论，使其之前的事业，得到了历史的盖棺定论。故“高尚其事”，尊高其既成之事也。《荀子·儒效》曰：“（周公）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所谓“不称贪”、“不称戾”，乃是后人追溯之论，在当时未必如此。故周公也有意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自表忠心。

周公还政成王之后，成王命周公世代居洛，而自归镐京。从而形成了所谓“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东，周公主之”（《史记·燕召公世家》）的基本格局。据《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尚书大传》有更为详细的记载：“三年之后，周公老于丰，心不敢远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庙。然后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庙，死欲聚骨于毕。’毕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薨，成王不葬于成周，而葬之于毕，示天下不敢臣也。”可知，周公之所以要从成周归周养老，除了想要事奉文王之庙外，还有让成王安心的意思。而之所以留下遗嘱，要归葬成周，是考虑到成王已命周公世守成周，故不敢远离职守。以此昭示天下我周公臣于成王之意。后来，成王将周公葬于毕，以从文王。其实是顺应了周公内心最真实的愿望。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卦辞。元亨，大亨之意。“利涉大川”，之前我们已经说明，是涉渡黄河，有征伐之意。具体在这里，是指武王伐商。至于“甲”字，《正义》引郑玄曰：“造作新令之日。”王弼曰：“创制之令也。”两者都不离新令，这当是受“治蛊”意象的影响。其实，“甲”字之义，只是“日之始，事之端也”。马融曰：“所以十日之中唯称甲者，甲为十日之首，蛊为造事之端，故举初而明事始也。”殷商以天干纪日，一旬十日，以甲日为首。用在这里，有以周代商，新朝开辟之义。而之所以说“先三日”、“后三日”，又是由于周人的一种纪日之法。王国维考订周代金文，曾提出“四分月相说”：“古者盖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周原甲骨卜辞中有“既吉”、“既魄”等，似可与之形成印证。纪日而以七日为期，故在周人心目中，“七日”便有了“时变”或“完成”的意思。故《复》曰：“七日来复。”时至则来复。《震》六二、《既济》六二：“勿逐，七日得。”时过则复得。就《蛊》卦的叙事来讲，先甲三日即辛日，指商之末；后甲三日即丁日，指周之初。武王和周公，身处商周之变的当口，完成了商周的变革，故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与之相似，《巽》九五：“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以十日的后七日，指代商末，由此突出文王征伐的意义。

从商周之变的大格局看，文王晚年征伐，平定了西土，奠定了翦商的基础；武王克商，通过牧野之战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对殷属南国的征伐，占有了殷商王畿和南国一带，基本上接手了殷商末期的版图。周公东征，一方面重挫了殷商贵族的残余势力，使殷商故地真正得到平定；一方面讨伐东夷，解决了商末以来东夷“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后汉书·东夷列传》）的局面，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周公又通过营建东都，将殷商和东土牢牢控制。实际上，只是到了周公东征、建成东都，并进一步制定礼乐制度之后，商周的变革才真正结束。文王所受的天命，也才真正完成。故成王之称“成王”，成周之称“成周”，皆取其开国大业成功之义。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中庸》）孔子这句话，绝非虚言。武王奉文王木主以伐商，周公以文王之罚而东征，在《周易》中又以“干父之蛊”指代主政。但所有为，皆归之于文王，此正“继志述事”之典范。事实上，文、武、周公之间志业与政策的连续性，是周人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且就武王与周公而言，克商之后不久，武王恐天下不定，欲传位于周公；忧心殷商未平，规划营建洛邑；又从军事考虑，收缴天下兵器，放马牛于华山之阳、桃林之野。无论周公当时有无直接参与这些策略的制定，他对武王的用意可谓心知肚明。后来，周公因成王年幼而摄政；因三叔、武庚、淮夷之叛而东征；又于东征之后，迁殷遗民，作东都成周。这些措施，无不按照当初既定的方针推进，且又真实受惠于武王未雨绸缪的战略安排（如“康侯用锡马蕃庶”）。武王与周公的相及，可谓“一以贯之”。

根据我们的研究，《周易》卦爻辞的历史叙事，以周公致政成王为最晚。这一点值得玩味。《周易》的历史叙事，从文王初年开始，一直到周公致政结束，这正是殷周之变的时间跨度。前人关于《周易》之名有一种说法，认为“周”是朝代之名，“易”是更替之义。我们的研究，无疑佐证了这一说法。此外，我们还可以推测，《周易》作者之中必有周公，理由有四：1、《蛊》卦专门叙述了周公之事，并以之为《周易》全部历史叙事的结束；2、《蛊》卦的叙事，明显站在周公的角度；3、相对于文王和武王，《周易》只有一卦叙述周公之事，与作者的谦逊相符；4、《周易》专门提到“康侯”，而不及其它兄弟，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左传》定公六年）的传说相合。当然，《周易》的名义或作者，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将在其它地方专题讨论，在此不便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