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简介

虽然至少马克思主义非常反对理论家与群众的分离，把它既视为压迫群众的重要手段，又视为理论家堕落的一大原因，但在这一分离依然处于支配地位的时代，就有必要分析这一现实状况的特性和限度。本次讲座，张老师将就社会批判思想中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对立提供一条解决的思路，从一个特别的视角阐释中国革命自晚清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向复旦学子展示出对社会发展的一种比较复杂的理解。

主讲人介绍

张寅，201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2015-2016年2016年起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在《哲学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当代激进思想。近期研究重点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主要开设课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读、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马克思历史哲学专题、经济哲学研究等。

01.理论家与群众的分离

在理论家的自我呈现当中，智力劳动从与体力劳动的初级分工中区分出来，成为一种似乎更为高贵的工作。这种理论家客观地自绝于人民的状况，导致种种支配与压迫关系的产生。尽管马克思主义非常反对这种理论家与群众的分离，但如今我们仍然面对着这一状况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逃避现实的精神鸦片吗？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是否陷入了无能？张寅老师指出，一个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似乎是存在冲突的，本次讲座将针对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理论这一大问题，提供一个具体角度的思考。

02.群众的神话能力

尽管“群众运动”一词在中国长期的意识形态环境中似乎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表达，但群众为何会“运动”并非是不言自明的。在某些观点中，群众并不具有主动的性能，其思想、意识、欲望仅仅是一种接受的行为。《理想国》中的格劳孔有这样一个对于“统治的神话”的辩护：“我看他们的下一代会相信的，后代的后代子子孙孙迟早总会相信的。”

而针对这种“被普遍相信的神话（myth）”，许多现代学者持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齐泽克在《on belief》中谈到：“《启蒙辩证法》的教训就在于此：启蒙总是已经“污染”了神话的天真（naive）的直接性。”——神话的天真性早就丧失了，这种“普遍的相信”也许根本是不存在的。如本雅明所言，对于“说故事的人”，叙述总是有某种根据当下状况的创造的性质。事实上，传播似乎从来与创造不是截然分离的，创作性总是暗含在神话的流传当中。 对于神话的天真的信念，似乎只是政治理论家对于群众的一种幻想。张寅老师指出，具有创造神话的主动性的群众的确“在运动”，尽管这种创造的能力是含混的，将群众浪漫化的观点也许并不准确，其不一定通向真正通过批判的启蒙精神。

今天，理性主义与神话的无数创作仿佛合为一体。当启蒙的辩证法达到顶点时，动态的、无根的后工业社会直接创作着它自己的神话。无穷创作神话的能力被最大限度地激活，而相信已经不再是一种需要。当代的流行文化直接表现为神话，对它们的需要仅仅在于从传播中获取的享受，而对于政治问题等，这种享受便置换到一个更为崇高的层面。面对“不再天真”的情形，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何时脱离天真的？至少在很早的时候，对神话的怀疑态度已经产生。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如今我们具有这种无穷的创造神话的能力，甚至喜好。

03.对于群众神话能力的几种回应

1、经典的自由主义：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论”认为，中央决策必然对于私人的信息产生偏差，导致对私下状况的损害，人在微观的关系之中，才能使这种信息得到披露和实现。但古典自由主义所忽视的一面在于：在自发秩序中，自发的神话能力可能通向阴暗的一面。

2、质料&形式的模型：这种观点直接否认了群众自发创造神话的能力。群众只是被塑造和裁剪的质料，理论家为质料赋予形式，担任指挥的任务。在这一模型下，群众仅仅具有接受的能力，但仍然面临着群众是否能够接受理论的适应性问题。

3、对神话能力的挑动：设法令群众运动产生内部的纷争不休，在内斗中不断消耗力量，使得统治者处于相对安全的位置。意大利的吉奥乔·阿甘本把这种内部的消耗表述为“内战”（stasis）。他认为，这种内战的倾向甚至作为一种治家的手段很早就出现了，在折衷的位置维持内斗，反而得以使统治者以一种秩序维护者的形象出现。

04.中国革命经验与实在性的建构

与这些思路相反，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当中宣称：“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 （selbständig）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所谓独立即从广义的历史发展当中独立，如果缺乏对于这种“独立的哲学”的悬置的过程，我们总是可能在理解现实状况时引入种种教条。这一看法与黑格尔的某些观点是一致的：柏拉图伦理和政治思想的伟大，在于他立足于他所在的世界提供了深刻的思想。黑格尔将柏拉图的思想理解为对于他所在的时代的某种概括，而非设想为对于所有时代皆具有普适性的思想。在此，张寅老师引入一个对比。济慈的那句的墓志铭似乎揭示了一个名义与实质的问题：“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 ——名义易逝，而实质却不会轻易磨灭。但从马恩的观点来看，实质与名义一样是“写在水上”的。换言之，即使哲学确乎是这种“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它依然依赖于一定的历史发展。

但理论家的概括并非一个简单的双层结构，毛泽东的革命进程并非单纯对于群众实践的“沙里淘金”，而必须表现为时间中经过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于这种实践探索中的曲折的略过并非对于历史发展的准确理解，因为即使理论家掌握了正确的预见，群众自身未预见的曲折仍然会再次发生。这似乎构成了一种悖论，在不断的悬置之下，理论家似乎从未前进。当我们开始重视群众的神话能力，我们不再能在一个强烈的意义上谈论实在与虚无的意义。而当我们试图为社会的变革提供指南，我们则需要在无穷无尽的神话创造中寻找实在性。那么，这种实在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同盟会的革命经验向我们显示出一种悲剧英雄的模式，不断失败与牺牲的强烈革命现实提供了实在性，在群众的心目中种下一颗并不理解却记忆深刻的“钉子”。与这种思路相对应，一种简单的归纳对于毛泽东的革命过程而言似乎是不合法的，因为其理论的实在性正由过程本身提供。

05.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纷争

表面上看，结构主义与绝对的历史主义似乎完全相反。结构主义所采用的话语陌生于群众运动，并且显然地超出了群众的思路。张寅老师认为，如果存在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结合，那么这种结合恰巧正是二者的错过。

以《资本论》中对于货币关系的论述为例：“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 （Geldkristall/gold crystal）。” 货币提供了一个普遍交换的场所，为商品的特殊性找到了普遍性。在群众运动的话语中，情况仍是类似的，即使经过语词的抽象，它仍然保有某种程度的特殊性。这种社会革命的特殊性在长远的范围内更加广泛，而所有的这些特殊性需要一个呈现普遍性的平台。这便提供了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相结合的可能性——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被分别指派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两个层次，历史主义的话语依托于特殊的经验，而考虑到这种普遍场所的必要性，结构主义“陌生的话语”的发明则弥补了群众的日常语言。

那么，为何这种结合只能通过一种错过的方式？张寅老师提供了以下三个观点。

1、在当事人活跃的时期，理论家很难作为理论家来活动。理论家受到当下境域的牵绊，而一种强行的宣称可能陷入牵绊其中而抽身在外的虚伪。

2、理论家的话语结晶于当事人的声音消退的时期。理论家的成果似乎成为一种“悲伤的自我满足”。

3、理论家的大作是失败学大全。尽管理论家可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但其所立足的往往是已然消退的运动，这未必能够为未来的运动提供有效的指导。

文案 | 林泓西

摄影 | 刘苡辰

责任编辑 | 龚宇充

审核 | 张港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