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简介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心底里发出呼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功过是非，是认识问题，但首先是立场问题，即必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看，而不能仅从个人的利益来观察。只要我们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看问题，我们一定能认识到：中国要崛起在世界东方，绝对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

主讲人介绍

陈学明，上海崇明人。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基地副主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论著、教材、译著30多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持完成和正在完成省部级以上10多个重点科研项目,并获得省部级以上20多次奖励。

01.绪论

陈老师开场便讲述了自己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渊源。他说：“人的一生总会有几本书为自己留下深刻的影响，如果有人询问我，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是哪本书？那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在初中三年级整整一个学年（从1962年9月至1963年7月），政治课学的就是这一著作。那年升高中政治考试考的也是这本书的内容。我正是通过这一年的政治课的学习，不但知道了中国为什么必须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而且也明白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这一著作所阐述的这两个基本观点，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这本书影响了我的一生，奠定了我的理论立场和政治学养，也奠定了我一辈子的追求。”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展示了三个道理：中国的民主革命为什么必须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中国的民主革命为什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中国的民主革命为什么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当今中国也有三个问题急等回答的问题：其一，中国为什么必须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这一道路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究竟在哪里？其二，当今中国为什么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在中国道路的思想基础中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居有主导的地位？其三，当今中国何以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陈老师认为，对这三个问题的理解和回答直接涉及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将这三个问题讲清楚。当今中国要在实现民族解放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民族复兴，就要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强起来”，就必须在思想上深刻地认清这三个问题。而事实上，当今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三个问题认识清楚的，在某些人中间存在着种种模糊的认识。模糊的认识可能是由于立场问题和认识问题。就此，陈老师出版了三部著作企图回答这三个问题：2013年出版的《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疑问》；2018年出版的《中国为什么还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答关于共产党执政的十大疑问》；2020年出版的《我们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答关于中国道路的十大疑问》。

陈老师关注到，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4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所举行的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所作的讲话中，提出了“四个讲清楚”。其中后三个讲清楚是：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

02.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中国走出苏联模式后，不能作出的三个选择

突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新中国改革前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依据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原则进行“命题作业式”的解答推进。但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和苏联模式有着内在的问题和缺陷。

中国不能汇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洪流。既然走西方式资本主义道路的非西方国家罕有成功的先例，既然走这条道路的西方国家已经颓势尽显，开始出现“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苗头，那么，中国为什么非要“撞南墙”不可，步其后尘呢？为什么不开辟一条独特的自己的发展道路呢？从鸦片战争以来，大部分人都希望中国汇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洪流，然而，关键在于，西方国家不可能让中国与其“平起平坐”，中国最后只能沦为附庸。中国的革命先烈认识到这个问题，且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纷纷揭竿而起，走上革命的道路。

中国不能跟在民主社会主义后面亦步亦趋。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00年的历史的根本不在于民主社会主义，而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内部历来有两股潮流，一种是激进的革命主义，一种是改良主义。激进的革命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有二，其一，共产党是激进主义的产物，激进的革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根；其二，民主社会主义在现实的西方世界也不是一片光明，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旗帜是宪政民主。若中国走民主主义的道路，那么中国也要走宪政民主。民主社会主义追求的旗帜是共同富裕，但这只是在分配上，而在所有制上仍然追求私有化。中国如果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显然需要将公有制的所有制基础连根拔掉。因此中国不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不可完全以“传统”作为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的关系应该是前者批判吸收后者,而不是用后者代替前者。如果中国通过“复古”能振兴中国早已振兴了。

2、把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中华民族的发展逻辑、人类文明的发展逻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走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后，既不能汇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洪流，又不能完全跟在民主社会主义后面亦步亦趋，更不能“向后转”回到早已被五四运动等抛弃掉的封建专制的老路上去，那么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开创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必须把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中华民族的发展逻辑、人类文明的发展逻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十九大关于“三个意味着”的提法，把中华民族、社会主义、人类问题三个关键词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阐述表明了我们的坚定立场和实践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路走来就是统一和融贯着这三条逻辑线索的，在这三个方面当中做到了协调并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更加广阔的前途上，也将继续统筹实现三者更加美好的未来。如何处理我们的前进目标？第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华民族的发展逻辑。第二，实现现代化，目前，已经初步实现了现代化，到了2035年，我们要全面实现现代化。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概念，指明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第三，共产主义是我们的远大理想，这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从指向上看，中国道路将三大逻辑结合在一起，从实现目标的手段上看，实行市场经济，引进竞争机制等，更是将三大逻辑结合在一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广博而深厚的理论-实践结合体，并且仍在现实当中不断发展，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定向，这是它的理论和实践的灵魂，同时也还有中华文明的“基因”和“血脉”传统积淀，并要同当今人类各国特别是占世界体系主导地位的现代西方文明交流切磋。这三条线索，是在近代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发生了最初的碰撞，并在近现代几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当中不断延续壮大，直到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生深层的交互凝聚，有机地构建起我们今天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这三大资源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语境中的历史性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治”不是天朝上国式的关起门来的“富家翁”，也不是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范生”，而是在时代前进浪潮的推动下，不能不以自己的开拓奋进超越这两者，展现新时代的社会文明和人民幸福的现实图景，这种时代趋势“强迫”着我们去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3、开辟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要把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独特的道路

西方社会自15世纪以来，随着启蒙的开启，就踏上了实现现代性的征程。这一现代性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为其主要的推动力是理性与资本的结盟。这种以资本与理性相结盟的方式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使社会摆脱了旧有的、固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展现了超乎人们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神奇力量，生产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实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实现现代性的征程，自15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增长和扩张之中，现代人都在享用现代性所带来的巨大成果。

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给人类带来无限享受的同时，也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种代价还刚开始出现，人们还能承受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末，这种代价已充分显示，人们对这种代价的承受快接近极限了。

比起其他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较晚走上资本现代性的道路，就现代性而言，有人把中国说成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即中国不但走上现代性道路较晩而且又主要是在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影响下“被迫”地卷入现代性的洪流之中。这样，即使中国跨入现代性的门槛时间不长，对资本现代性“祸福相依”的这一点的感受也可能特别深切。

面对西方资本现代性的浪潮，在当代中国，似乎只有两种选择。如果按照流行的对现代性研究的两种主要理论，中国不可能既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把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第一种理论为新自由主义，现代性要求的成果及负面成果植根于现代性的理念、资本、科学、技术、理性，而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和成果之间的联系不可分离。第二种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造成不好的结果的原因进行批判，这个原因归结起来为启蒙、理性、科学等基本要素。事实无情地告诉中国人民，这两种选择对于中国没有合理性和可靠性，两者均不可取。

马克思在1843年以后开始批判现代性、批判启蒙，提出要超越启蒙、超越现代性。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是，现代性所造成的非人的不幸的后果不是现代性理念的本质造成的，科学、理性和技术都不是原罪，原罪在于科学、技术、理性与资本结盟了，成就科学、技术、理性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出现问题了。在此情况下，一方面要弘扬、利用好科学、技术和理性，另一方面要改变科学、技术走向反面的生产关系和资本逻辑。如此，科学、技术和理性仍然具有正面效应。启蒙和理性并不具有走向反面的必然性。最终，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4、破解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如何解释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苏联的失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苏联是落后国家，不具有搞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走向反面是必然的。把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易帜，归结为这是十月革命的原罪带来的。无论是根据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还是纵观苏联成立到解体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受挫绝对不是像这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本来在苏联就缺少搞社会主义的土壤，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十月革命没有“原罪”，东方落后国家完全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现实是，苏联和东欧这些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到20世纪末都相继垮台了。既然它们的垮台并不是由“原罪”造成的，即并不在于这些国家本来就不应当搞社会主义，那么原因就只能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自己所走的道路正确不正确中来寻找。于是，就留下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急待破解：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人类的“世界之问”在当代最具科学性、最具影响力的最新解答。它的世界性价值在于，宣告西方某些势力所谓“社会主义崩溃了”预言的破产，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依然具有不可颠覆的真理价值，预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基本走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性价值正在于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究竟什么样子，建设社会主义到底要走怎样的道路”这一“世界之问”。由于中国道路的开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时代性难题也随之破解。

5、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开辟一种新的人类文明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除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提供了积极的示范效应，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之外，就是为人类文明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学者对现存在世界上占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状态的基本判断有二：其一，它处于危机之中，急待改变；其二，现在西方的那种以“宪政民主”为核心的社会制度和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拯救不了现代文明。人类要走出现代工业文明，创建一种新的文明，这是全世界面临的任务，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乃至全人类都在呼喊一种新的人类文明，来摆脱现代工业文明，成就世界、成就地球和全人类。陈学明老师认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就在这里，中国开辟的新的道路与开辟新的人类文明连在一起。

中国道路能够开辟新的文明的原因有四。第一，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一定意义上是生态危机，而中国道路的生态文明思想会引导人们走向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西方一些人，把建设生态文明的希望寄于中国，认为在21世纪中国最有可能创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即生态文明，是有根据的。

第二，西方工业文明是以原子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是个人至上的，而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会引导人们走向一种新人类文明。现代启蒙就是张扬个人本位，若坚持这一点，新的人类文明是不可能形成的。新的人类文明必然是以类为本位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第三，现代文明的危机在一定意义上是生活方式的危机，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危机，而中国道路关于美好生活的理论会引导人们走向一种新的人类文明。

第四，工业文明是资本文明，它的基本文明形态都是建立在一小部分人对大多数人的统治的基础上，而新的人类文明必须以人民为主体，中国道路关于人民主体的理论会引导人们走向一种新的人类文明。

03.中国道路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传统，来源于这一传统在中国革命史和建设史中的实际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民族民主革命奠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的。

当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之时，我们不否认我们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承认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了。

2、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没有改变其性质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资格在于中国共产党没有改变其性质。全部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它的角色所发生的变化。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再是革命，而是建设。职责的改变使得其角色也发生改变，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非执政党变成了执政党，成为了以建设为主要任务的执政党。而这种变化只能理解成是其在社会政治构架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如果把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只是理解为是党的工作重心和历史任务的变化的话，那么就不会把这种转型说成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而是“非执政党” 到“执政党”的转型，这种转型仍然保留着其“革命”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阶段是个“革命党”，而在从事经济建设阶段同样是个“革命党”！只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还没有完成，中国共产党总是个“革命党”！关键在于，“革命”与“建设”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革命”与“执政”也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3、不能在西方政党理论视野中看待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

在西方政党理论中，“执政党”这一概念并不是一个单体性概念，另外还有一个概念与之相对应，这就是“在野党”。“执政党”与“在野党”这一对概念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反映，其基本特征就是所谓不同的政党“轮流执政”。

如果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同日而语，那么就意味着预设了中国也在实行多党制，预设了中国共产党也有可能成为在野党。这“实际上以迂回的方式隐喻了多党制的政治前景”。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处于“执政地位”与资产阶级政党处于“执政地位”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执政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目的，而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获得执政地位不是历史使命的完成，而是新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在当今中国是一个执政党，同时也是一个革命党，决不是一个纯粹的“建设党”。这就是为什么苏共不但失去执政地位，连党组织本身也消亡，而中共在中国则产生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奥秘之所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强调要实现角色转换，增强执政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则不丢掉革命精神，保持着自己的政治属性。陈老师认为，我们必须搞清楚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不仅是政治解放，关键在于社会解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仅仅在于政治解放，而且在于社会解放，这是一条既现实又深刻的道路。

4、不能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法性”

要真正深刻认识当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执政“合法性”，必须首先要搞清楚“合法性”这一概念的含意，特别是要搞清楚“合法性”的标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搞清楚“合法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历史性和阶级性。

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合法性”就是指一个政治系统有理由让被统治者认为它的统治是正当的；判断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是可变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合法性”标准；“合法性”往往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手段加以论证；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合法性”当今正面临着深重的危机。

资产阶级现代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就在于它驱使人们去竞争，去追求个人的利益，维护“个人”的天生的“权力”。有些人之所以总对中国共产党地当今中国的执政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主要在于他们往往用西方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否合法。

如果中国共产党接受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标准那就意味着它从根本上失去了在中国执政的“理由”与“根据”，因为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以及自身的性质是不可能推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的。

5、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法性”主要源自于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

既然按照“合法性”的本意，执政党维护自己的“合法性”的基础在于代表人民广大群众的利益，那么判断中国共产党执政究竟有没有“合法性”，主要在于其是否真正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否做到“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只能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回顾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发展历程，从建国之前的局部执政，一直到建国以后的全面执政，都是通过建立良好的党群关系，来维护、巩固和增强执政“合法性”的。我们说“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基础”不仅体现在为民执政的“意愿”，也体现在为民执政的“能力”；不仅体现在为民执政的“过程”，也体现在为民执政的“结果”。中共历代领导人对“人心向背决定一切”是十分清醒的。

6、“经济绩效”合法性资源的背后是“执政为民”的合法性资源

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中国共产党的现行领导是凭“经济绩效”而继续执政的这种表面认识，而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的现行领导之所以有资格继续执政是由于确实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塞缪尔﹒亨林顿在指出“政绩合法性”，特别是“经济绩效合法性”对于执政者获取和巩固政治统治地位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提出了“政绩困顿”的论断。

中国共产党在当今中国的执政之所以如此稳固，关键还在于把“以人为本”贯穿于经济发展之中，在“经济绩效”这一“合法性”资源的背后是更本质性的“执政为民”的“合法性”资源。我们应当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绩效”的“以人为本”的特征。

最后，陈学明老师总结到，中国必须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且这条道路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04.哲院团员心得与感想：

当今中国要在实现民族解放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民族复兴，要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强起来”，就必须在思想上深刻地认清三个问题，即中国为什么必须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为什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听了陈学明老师的讲座后，我明白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优越性，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合法性。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断用知识和能力武装自己，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朱释然

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历史实践证明了，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而我们身为新青年，理应做到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殷月

听完讲座，第一想法是敬佩陈学明教授的高尚情操。他是一位自发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国为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他学术的基础。但陈教授不仅带给我们人格的感召，还向我们揭示了中国道路的必然性与优越性。资本主义带来的现代性问题，苏联模式在实践上的失败，都证明了中国道路的必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基础之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实践中证明了其正确性，为世界人民示范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们，作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要站在为国为民的正确立场上，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怀着理想与信仰，践行我们的责任与担当。——张施杰

文案丨张妙妙

摄影丨姚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