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尼采曾把诗人的歌唱比喻为母鸡下蛋后的啼叫，认为都是痛苦使然。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母鸡下蛋是否痛苦我们不得而知，但“愤怒出诗人”却是我们常有的说法。在古代中国，不论是楚臣去境，汉妾辞宫，还是骨横朔野，魂逐飞蓬，皆是诗人反复咀嚼的素材，非长歌不能谴其怒，不能宣其情，故韩愈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大抵一个好的诗人的愤怒不仅在表达其内心的郁结，毋宁说他其实是以歌唱的形式诉说着时代和他自己最深情最忧伤的思想。

不过，诗人通常被认为与哲人不同，哲人向来被看作是理性的化身，似乎那些做哲学的人除了一身的“冷慧”、“寡淡”之外，便没有也似乎不该有多余的愁绪和伤感。

其实，诗人的“牢骚”与哲学家的“冷慧”都可以被理解为痛苦的一种形式，否则穆勒就不会说“情愿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也不愿做一头快乐的猪”。人之所以会痛苦，大概就根源于他有意识。意识会使人分辨，让人跟随意识自身并给出肯否，不然便会生出不快，甚至产生罪恶感。当年康德便对柏拉图对现象的理解存在不满，并抱怨道，“如果我本应把当作现象的东西，硬要当作幻象，那便是我的罪过”。“罪过”是意识的产物，人有了意识，就会产生许多“精神性”的疾病，所以西班牙哲学家乌南慕诺认为，“人具备意识一旦成为事实，则相比于骡子或螃蟹而言，人可以说是一病态的动物，因为意识就是一种疾病。”

将哲学家看作是一种病态的动物，与当年歌德把思索之人比喻为“在绿色的原野上吃枯草的动物”，在意味上并不相远，反倒相映成趣。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对哲学家的不敬，反倒认为是某种赞赏，因为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人头攒动的世界，但真正有“意识”的人并不多，而瞽、聋者为众。或许正有见于此，庄子会说“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

由此看来，人虽有意识，但人似乎又恰恰是唯一不需要缰绳就可以牵着走的动物。

可是，也正是因为人有意识，他又会问出一些“精神病人”所问的问题：一个在黑暗中醒着的我，如何面对一个在光明中睡着的我？或者用鲁迅的话说，假如有一间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我想说的是，“大嚷”，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于是，便有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稀声。不过，更多的是，假寐，成了我们的意识在“意识”时唯一的自由。

所以又有人说，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是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

忽然想起萨孟武先生的一种说法，中国传统几千年的政治不过就是兄弟政治、娘舅政治（外戚政治）和宦官政治（马弁政治）的交替轮回，萨氏的这种说法令人不由自主地忆起当年黑格尔把中国历史看作是往复循环的“非历史的历史”，他们之间是否隔江对唱而异曲同工，也许还需要严格的论证，不过，史华兹的疑问却总是在我的耳边执拗地回响：在“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中，古往今来的儒者似乎比谁都清楚，人君的“内圣”和三代以下的“政教合一”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可儒者们为何“仍旧依附盘旋于其中？”“为什么千百年来受苦于这个权力毫无限制的结构的儒生，不曾好好思考过向这个旧结构挑战，或试图限制它的力量，或是提出另一种替代品？”

这是“意识”生出的“问题”，是“意识”生出的“病”。

我更想说的是，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task）。

最后，我需要将许多感激的话说出，而这些感激的话绝不是无关紧要的，秉着一个简朴的道理，接受过别人的帮助，便有理由心存感激。本书的出版得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和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或请教或咨询过许多师友同道，或在学术会议中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所获教益甚多，但如果要我在此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即便这个名单再长，也不可避免地有所遗漏，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无意的疏忽，我只好采取不著文字、心中记取的方式。然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许多内容曾经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课堂上讲过，作为回报，我得到了许多学生给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有充分的理由由衷地感谢他们，而名单在此也无法一一列出。作为本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书稿中的许多内容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海峡两岸各种学术杂志上，如《社会科学》《杭州师范大学学报》《周易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管子学刊》《现代哲学》《荀子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与文化》《道德与文明》《复旦大学学报》《文史哲》《学术月刊》《东方哲学》《哲学动态》《孔子研究》《哲学分析》《台湾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等等，我对此深表感谢。同样不可缺少的是，多年来，妻子一直对我关心照顾，操持打理家务，默默付出，毫无怨言，我十分庆幸，也心存感激。

本书的出版得到复旦大学卓识杰出人才计划的资助，这是首先要特别感谢的。

按照我原来的写作规划，在完成了“荀子政治哲学研究”后，将集中精力转向对朱子道德哲学的探索。事实上，在我研究荀子的同时，就有意搜集中外学者对朱子的相关研究，也开始了对朱子思想的思考，并陆续写了一些文章。原本我打算出版一本有关朱子道德哲学的专著，但由于资助计划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乃至自己还有十余万字的朱子思想研究手稿也来不及整理，为了使一本书像一本书的样子，情急之下，就选取了自己以往写的有关宋明理学的部分文章，加上自己已经发表过的有关朱子的文章，合而成为现在这本论文集，命名为《朱子哲学与宋明理学》（其实，严格地说，本文集的第一篇就不属于宋明理学的范围）。为此，我对发表过我的文章的刊物和出版机构如《原道》《云南大学学报》《天津社会科学》《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研究》《现代哲学》《孔学堂》《孔子文化》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学术集刊》、《中国哲学与文化》、香港商务印书馆等深表感谢。

本书的搜集、整理得到了我的几个学生的帮助，他们在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讹误的同时，也帮忙统一了注释。在此过程中，我对原先文稿中的个别字句和表述作了必要的修改，在每章中加上了必要的小节以求统一，其余则基本上依据一仍其旧的原则。无疑地，上述文章皆应一些特殊的机缘而写，产生于不同的时期，时间跨度则更长，其中有些看法或许自己也有了新的改变。

常言说，学问之道，日新其新。虽然，新的不一定就意味着对的。

记得尼采曾经说过，对于一个从事哲学工作的人来说，最重要却也是最基本的任务，是在自己的身上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人。这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到的，仅有大豪情、大担荷远不足以言此。当年苏格拉底追问玻勒马霍斯：难道除了被迫服从和接受暴力伤害之外，就没有通过说服人们放过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吗？玻勒马霍斯正色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可以说服一群不愿聆听教诲的人。

或许，我们不能依靠戳穿的方法来克服时代的荒谬，而只能通过理解时代的荒谬来呈现时代的荒谬，进而克服时代的荒谬。

末了，想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阅读自己写于不同时间段的文章，其心情就犹如翻看自己的相册，难免有今是昨非之感。如今看来，这个比喻有其合理的地方，但似乎也不尽然。其中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相册可以留给其他的后人和亲戚朋友们寓目浏览，多少还有一份讶异和热闹；而文集大概就只能在作者一个人无聊时随手一翻，空余一份落寞和寂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