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腾，2021年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父哲学及中世纪哲学。

第一部分：学习与探索

◎怎样的契机让您关注并选择哲学这一领域，并且“十年如一日”在其中钻研呢？您又是如何确定自己对于奥古斯丁的研究兴趣呢？

我本科就读于湖北大学楚才学院。该学院成立于2008年，是通识教育学院。该学院一直在探索着不同的培养模式，也给了学生很大的自主权。在本科的前三个学期，我们没有任何的专业限制，可以选修不同专业的基础课程。在这个培养阶段，我接触到了西方哲学，尤其是被康德的名言“头顶的星空，内心的道德律”所震撼，由此开始了西方哲学的学习。在武汉求学期间，我经常和同学们结伴去武大旁听各种课程，开拓视野。我的本科导师戴茂堂教授也经常给我推荐武汉大学的课程，建议我前往学习。在我大三的时候，楚才学院提供了前往北京大学修读一年学分的机会。在北大这一年，我切实感受到北大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氛围。上课时经常会遇到校外的旁听人员，他们课上也会很积极。我也尽可能地利用学习资源，旁听古希腊语课，修拉丁语课并旁听各种不同的课程。在这一年，我也有幸接触了很多纯粹的、一心做学术的老师。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拉丁语老师徐龙飞教授每次都是最早来到教室，并且在走廊朗读课文。 

我目前的学习和研究的领域是奥古斯丁哲学，与之相遇是一场“缘分”。在武汉念书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老师言必称康德，甚至中国哲学的老师在推荐入门读物的时候也是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但在北大交换的那一年，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旁听了徐龙飞教授的中世纪美学专题课，其中就涉及奥古斯丁的《论音乐》。课上徐老师讲述的内容打破了我此前对基督教和中世纪哲学的认识，也引起我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求知欲。此外，我也旁听过吴飞老师的《宗教学导论》和吴天岳老师的《西方哲学史》。我时常逛的野草书店也将徐龙飞教授的《形上之路》、吴飞教授的《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与吴天岳教授的《意愿与自由》摆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在进行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时，我基于自己拉丁语的学习经历和对奥古斯丁哲学的兴趣，就选择了奥古斯丁的《论自由决断》为主要研究的文本。但是，我一直未能理解其中第三卷关于罪的遗传和意志自由的关系。硕士期间，我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交换。洪堡大学古代教会史的克里斯托夫·马斯基斯（Christoph Markschies）教授推荐我阅读库尔特·弗拉士（Kurt Flasch）对奥古斯丁《答辛普里奇安》的解释。于是我的硕士论文就以这一篇书信为研究的重点，并探究了奥古斯丁早年思想的演变和恩典理论，但弗拉士宿命论式的解读也让我无比的困惑。于是，我在博士论文继续以奥古斯丁的意志哲学为研究对象，用一部博士论文给自己的疑惑提供一个解答。直到博士论文的完成，我才感到自己终于入门了！之所以一直以奥古斯丁为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执着，希望给自己的困惑一个满意的答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奥古斯丁本身思想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的研究传统和范式和汗牛充栋的文献。

在波恩念读博士的时候，我并非仅仅把自己关在图书馆，埋头苦干，而是寻求各种不同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在我读博的几年里，波恩大学开设的奥古斯丁方面的研讨课程不是特别多，我就主动参与维尔茨堡大学和图宾根大学的活动。维尔茨堡大学有一个奥古斯丁的研究中心，编纂了奥古斯丁辞典，并开设了专门的奥古斯丁研究网页。该中心每年举办两次活动：夏季举办专题的系列讲座，冬季组织奥古斯丁某一个文本的研讨。在疫情之前，我都会前往参加活动，课下和那边的老师们请教我在阅读文本时遇到的困难。图宾根大学有一个奥古斯丁研究中心，出版双语版的奥古斯丁全集。该中心每年会举办一次奥古斯丁的工作坊，我也主动参与了两次，汇报自己的博士论文的章节，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建议。2019年8月，我参加了牛津大学举办的一次教父学大会，这次会议每五年举办一次。在会场上，我了解到最新的教父学的研究动态，认识来自不同领域的教父学研究的专家和学者。

读博期间，我们需要明确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学习者，而是一个半成熟的研究者。德国的导师不会把我们当作是学习知识的学生，而是把我们看作是一起探究的合作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简单地去追随导师的步伐，而是要比导师更为关心学界的最新的动态、寻找最新的文献、了解更新的研究方向。所以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没有仅仅在学校里闷头读书，也会积极地和校内的其他博士以及同领域的外校的老师和博士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启发。当然，这也需要自己平衡。一方面是自己平时要有所准备，有自己的一些积累；另一方面就需要跟别人交流，因为前辈们会给一些不仅是学术方法上的意见，还有一些具体的研究想法上的意见。

◎您在本硕博期间接触到不同院校的通识教育，能否介绍一下这些通识教育以及您的收获？

我本科期间的前三个学期没有分特定的专业方向，主要是上一些大类的基础课，比如数学课、法学课、社会学、文学导论课等等。这种教育模式有如下的一些好处。首先，在这一通识教育的过程中，我确实对不同的学科有了一定的了解，比如社会学、人类学还有文学，而且也读了一些经典的文学著作和社会学著作，如《百年孤独》《白鹿原》《乡土中国》及韦伯的一些作品等。在这段时间，我们有了探索的时间，去追问自己到底喜欢怎样的专业、喜欢怎样的学习方式。第二，同学之间的交流氛围比较好。大家选的专业不一样，在宿舍聊天的时候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专业术语，现在我的本科的同学都是在不同的行业领域工作，大家都还记得本科时一起念过的小说。第三，没有定专业会给人一种“焦虑感”，而恰恰是这种焦虑感刺激我们更积极地去寻找确定的方向。确定专业后，我们也有更大的动力去弥补之前专业学习的不足，更主动地去学习专业的课程，去弥补前一年的不足。第四，通识教育提供了自由的氛围。楚才学院的管理比较宽松，没有特别的限制。暑期学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校外的德语课来代替校内的课程。我们在北大修的课程也能够转化为校内的学分。在这样的氛围中，有想法的学生就能够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能动。学院会尽其所能地提供这样的条件和平台。

我在北大念硕士的时候，在导师的建议下加入了德国研究中心（ZDS），也算是参加了一定意义上的通识教育。该中心要求我们选修别的专业课程，如国际关系、文学史还有德国史等课程。在这些课堂上，我了解到欧洲一体化思想的来源，听过《浮士德》的讲解等。此外，德国研究中心也给我们提供各种关于德国文化的课程。在这个意义上，在北大读硕士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仅仅限定在“哲学”的方向上。硕士的第二年，我通过德福考试，前往柏林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柏林自由大学中心项目的老师会请不同的专家来给我们上课或者开讲座——包括德国的历史、经济、政治等等。德国研究中心的老师会带我们去柏林不同的文化机构参观，有时也会给我们免费的话剧票。这一年项目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拍一部电影作为结项的作业。我们小组组织拍摄了一部《爱在柏林》的微电影，我们和当地的德国年轻人交流，自己写剧本、自己拉赞助、自己当演员。通过拍电影这个活动，我们接触了很多不同背景的朋友还有当地的学生。

在德国没有专门的通识教育学院，但是有的专业要求学生必须修双学位。德国的学生在高中期间就已经接触过很多不同的课程，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和兴趣。之前的本科生可以在大学里尝试不同的专业方向，图宾根大学的布拉滕多夫教授（Brachtendorf）在本科时还修过音乐学的学位，但最终选择哲学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大学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大家都在寻找着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第二部分：教学与指引

◎您在波恩大学读博期间是否有深刻印象的课程？本学期您还与孙向晨院长共同开设“西方近代哲学（含中世纪）”的本科生课程，博士期间接受到的上课方式是否会影响您自己的上课风格？

我的博士导师克里斯托弗·霍恩（Christoph Horn）的文本研讨课让我印象很深刻。他会选择一个对话录为上课的阅读文本。在课上会让学生朗读文本，再引导学生做文本的解释，他会补充与此相关的其他的对话录的文本以及相关的学界研究的文献。他会把握课堂讨论的进度，每学期可以带着学生完整地读完一部对话录，把握文本的大意，并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最新的学界研究的动态。

我目前在复旦开了一门硕士的课程并且负责本科生的近代哲学（含中世纪）的前五次的课程内容。在硕士的课程上，我和同学们一页一页地阅读文本，并在阅读的过程中介绍相关的学界的讨论。在讲解的过程中。我会介绍相应的其他的著作中的可以互见的文本；在一些特定的段落，我会介绍奥古斯丁可能受到谁的影响，他是在怎样的语境里面讨论；我也会在讨论文本的时候介绍一些相关的二手文献。本科的课程对于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需要在五次课的时间里展现中世纪哲学的大致面貌。中世纪哲学涉及的人物很多而且涉及的问题领域也很多，为此我需要拓宽我此前的学习和研究的领域，尽快地熟悉其他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我需要尽快找到合适的授课方式，能够深入浅出地介绍中世纪哲学的相关内容。在这方面，我是一个新手，需要同学们多多给我反馈意见。

◎作为一位“过来人”，您对有意从事哲学学术研究的学生有何建议？

第一要注重语言学习，要打好语言的基础。即使做中国哲学可能也需要读一些外文的研究，比如关注日本、韩国的研究或者是西方世界的汉语研究；也要敢于使用不同的语言完成论文的写作。第二要确定兴趣，要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第三要注重哲学基本功的训练，包括形而上学、伦理学、认识论等基本的课程。第四要掌握原著阅读以及论文写作的方法。关于读书的方法，一定要深入到文本本身的脉络并且也要熟悉重要的文段；就写作而言，一定要勤写勤改，并且多多报告。

◎在疫情和国际形势影响下，学生海外交流困难较大，您能否结合您本身的经历给大家一些建议？

在求学期间，如果有机会可以前往海外交流一段时间，但前提是要有一定的成熟的心智和独立的能力。无论去哪一个国家，我们都必须要一个人独立地面对和处理事情，包括生活上的、学术上的。对我而言，在德国交换的一年非常重要。一方面，我了解了德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生活上有了一定的适应；另一方面，我也了解了相关的研究领域的老师，得到了一定的建议和指导。这一年的交换的经历给我的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生活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在海外交流和学习的时候，我们建议同学们多多主动地去和导师交流和师门和同学交流。

张明君：

您是研究奥古斯丁的专家，除了学术上的原因，当代人学习和了解奥古斯丁的思想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贺腾：

哲学家们思考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和时代的穿透力，作为诠释者的我们需要将其引入到当下，回应每一个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我目前关注的是奥古斯丁的幸福论。一方面，奥古斯丁的幸福论具有理智主义的维度，我们需要凭借着理智去认识和追求真正的生命之鹄的；另一方面，奥古斯丁的幸福观亦有很多“灵性”的要素。真正的幸福除了理智的思忖，更需要心灵的转变，完成一场内心彻底的革命，实现价值的内化。再者，奥古斯丁非常注重人的谦卑感。奥古斯丁时常指出，人的权能是有限性的，告诫人不要以自己的功绩为傲。在他看来，一切争议、战争的原因是基于人的“霸欲”，认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就此奥古斯丁提示人需要以一种谦卑态度来面对自己的人生和周边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对奥古斯丁的学习和研究亦有当下的价值，无论是个体生命的安顿抑或是伦理价值的层面。

张明君：

听说您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还参加话剧的创作和表演，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对音乐和话剧产生兴趣的吗？这些兴趣爱好在您的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贺腾：

我是在硕士第二年的时候学会弹吉他的。在柏林交换的时候，我在二手市场淘到了一把二手的古典吉他，陪伴我一年。漫长的冬季，我就在宿舍弹吉他，自己也写了一些歌曲。刚去柏林的时候，参加了星期天话剧社，排练了《十二公民》这部剧，我在里面扮演“法官”的角色。可惜，最后由于导演课业压力过大，我们的剧“夭折”了。但在这个剧团认识了之后一起拍微电影的朋友，后来一起完成了微电影的拍摄工作。

在读博期间，我在波恩组织了指环乐队，我们每周在学校的排练房排练一次。我们乐队参加过当地的华人春晚、酒店开业等各种不同的活动；我们也办过乐队的转场活动，表演自己的原创的歌曲。但后来由于疫情爆发，我们无法再继续排练，随着团员们陆续回国，我们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现在，我在上海也还是会在空余的时候弹一弹吉他，今年也许有机会办一次专场表演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