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共同的普遍关切，不同的语言世界会有不同的本源性思想资源。建基于汉语之上的哲学理应深入思考在此语言世界中所形成的普遍关切以及对于这些关切的回应。“汉语哲学”的提出与表达直接涉及汉语世界的精神结构、汉语概念的构成以及汉语本身的特质与规律。何为“汉语哲学”，其与“中国哲学”有何不同？复旦大学教授、哲学学院院长、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作出解读。

本文转载自：中国新闻社（CNS1952），作者：文龙杰、徐皇冠、陈静。

中新社记者：何为“汉语哲学”，是关于“汉语言”的哲学吗？“汉语哲学”概念和范式的基础是什么？

孙向晨：“汉语言”的哲学是在哲学意义上对于汉语言特质的反思，“汉语哲学”不仅是关于“汉语言”的哲学思考。维特根斯坦曾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可以说，语言绝不仅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它承载着“生活世界”，界定着思想发展的路径。建基于汉语之上的哲学理应深入思考在此语言世界中所形成的普遍关切。换言之，汉语哲学就是在生活世界界限的意义上，基于“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资源以及特有的概念规范，以开放的姿态来思考人类普遍性问题的一种哲学活动。

关于“汉语哲学”的概念和范式，大概有三个层次。其一，我们需反思汉语言本身。西方哲学与其语言、逻辑及形而上学，有着某种同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汉语言自身的特点，还缺乏哲学上深入而系统的反思。

其二，汉语哲学中的一些特有的概念范畴需要关注、反思和研究。例如，关于身体、关于自我，汉语中讲“身”和“己”，在西方语境中有“body”“ego”等，但从汉语中“身体力行”“推己及人”等表达可看出，“身”“己”的内涵与西方语境中的概念不太一样。汉语中“生生”“中庸”“体用”“知行”“孝悌”“气韵”“意境”等表达皆是如此。

其三，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和我们用汉语来表达的世界是合一的。在这个更开放的意义上，我们需对汉语所塑造的“生活世界”深入反思。

中新社记者：“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有何不同？“汉语哲学”要取代“中国哲学”吗？

孙向晨：首先，从现实角度讲，现在的中国哲学较多关注对传统思想的理解与阐释，如研究儒家、道家、墨家或宋明理学，主要面向过去。

第二，“中国哲学”的建立是基于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其研究范式主要由胡适、冯友兰等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建构，按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在此语境中，中国一直是“特殊”的。但我以为，中国的传统思想也有普遍性的面向，哲学恰是要揭示这种普遍性。这是我对“中国哲学”在其建构起点上的一点疑惑。

另一方面，哲学本质上是追求对世界的普遍理解，是去语境化的。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的概念本身就有点含糊，它不应只是关于中国人的哲学。正如German philosophy不只是关于德国的哲学，French philosophy也不只是关于法国的哲学，而是源自德语世界或法语世界的哲学。

“汉语哲学”的提出就避免了这种矛盾，因为汉语是思想的承载者，并非一个限定词。我们知道，人类的上层建筑都是落实在具体的文明上，人类对于任何普遍性问题的思考也都会落实在一种具体的语言中。这个意义上，“汉语哲学”不是用一个民族来限定哲学，而是源于汉语的语言和文化思考人类的普遍性问题。就直面人类现实世界而言，较之“汉语哲学”，“中国哲学”国别性、民族性和地域性太强。

我不认为“汉语哲学”和“中国哲学”是取代关系。“中国哲学”研究者众多，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宝藏的研究与发掘非常必要，贡献巨大。但我也认为“汉语世界”同样需对当下的生活做出哲学反思，需要一种世界性、开放性和未来性的哲学。

中新社记者：您提出，“汉语哲学”在方法论上更倡导一种“迂回”的策略。何为“迂回”策略？其为“跨文明”交流提供了何种新路径？

孙向晨：“迂回”这个表达其实是“借”过来的。法国学者、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在研究古希腊时指出，如果要研究好希腊，需要“迂回”中国；只有“迂回”中国才能明白希腊乃至西方文明所特别的东西。这套方法对我们更为适用，但运用起来却更难。

“中国哲学”的学科在起点上，就把西方看成一种“普遍”的，以西方为标准来理解自己，把源自“汉语世界”的很多哲学智慧遮蔽了。“迂回”就在于把西方理解为“他者”而非“普遍”，重新确立中国的主体性。

当我们深切理解并研究西方哲学的机理与历程，然后回过头来“观照”自己，就会发现大量完全和“他者”(西方)不一样的东西。这一对自己“再发现”的过程非常重要。

当然，这不是要拒斥西方，而是需以“迂回”的眼光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平视“他者”，与“他者”对话、互鉴。

中新社记者：举例来说，汉语的“中庸”与西方哲学的“实践智慧”有何相像之处，又有何根本的不同呢？

孙向晨：两者的确有相像之处，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中的“middle way”(中道)，强调过犹不及，如勇敢就是在怯懦与鲁莽间保持“中道”。

“中庸”同样讲过犹不及，有些书本也直接用“中庸”翻译“middle way”，但二者亦有根本的不同，即，西方的“中道”或实践哲学有其形而上学预设。

西方哲学世界是两元的，一个是本质世界，另一个是感知世界，我们常讲“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一个十分西方哲学化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理论智慧”要研究永恒不变的本质世界，而“实践智慧”是处理具体的可变事情。在“中庸”背后，则是一种源于汉语传统的世界观，我们讲“天、地、人”三者是一个世界。“中庸”的平衡，是在天、地、人之间的平衡，所以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说法。

在西方哲学中“理论智慧”占据更高地位，追求真理与原则，研究永恒不变的范畴。与此不同，中国传统讲“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即“道不远人”。西方的传统，意见与真理对峙，“道”在天边，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的传统，“道”就在身边，所以我们总是从身边的经验和道理开始，然后推而广之、推己及人。因此在工作中常有“试验田”试点的做法，而西方则重视原理与规则，试图找到“普遍”原理后一下把它实现。不同的做法背后有着两套差别很大的思维方式，值得我们思考。

西方文明有自身机理，对人类智慧贡献巨大，需要不断学习。但同时我们不必以他们的方式否定自己的价值。我们有着自身的“所以然”，也同样需以哲学的方式贡献于人类。

中新社记者：能否举几个“汉语哲学”的例子？“汉语哲学”有何世界境遇？

孙向晨：张世英先生晚年发扬了一种“万物相通”的哲学，提出“横向超越”和“境界说”理论，在中西相互观照中发展出一套更有普遍性的哲学体系。张祥龙老师提出了关于“天道”的哲学，还从哲学上重新梳理、阐发了“孝”等传统观念的理论价值。赵汀阳老师以哲学的方式重新认识、阐发了“天下”的观念。

上述理论创发皆源自“汉语世界”，这些哲学家在阐发时并不强调这些概念是中国人的，而是将其作为人类生存于世的一些普遍的生存论上的特征。

关于“汉语哲学”的世界境遇可这样来理解，只要我们对于源自“汉语世界”的概念与范畴，从理性层面来加以阐发，它就能获得世界的理解；这不是语言翻译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阐释的问题。如赵汀阳提出了“天下”概念，他的相关著述被翻成英文、法文、德文等。这是“汉语哲学”世界境遇的缩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