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俊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ISBN: 978-7-220-13410-4

本书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何俊记录向师长问学求教以及自己学习研究心得的文集。全书共分为五编：问学记、进学编、积学初集、积学续集、积学三集，记录了徐规、余英时、沈善洪、陈村富、陈植锷、陈来、杨国荣等学问名家的研究方法和做学问的思路。尤其详细剖析了近世思想史、历史以及哲学方面的研究方法。

全书语言平实，没有晦涩的学术术语，对现当代历史学家、思想史学家的治学理路、研究方法有集中的展示和深入的解读，可以为做学问之人及想做学问之人提供清晰的思路和多元的视角。同时，对问学的记录本身也是一种守先待后的体现，既传播了大儒、名家做学问的方法，又能扩展后代学人继承、学习前辈的机会，也是中国传统育人概念的延伸，更具社会意义。

一

最近十年，我的研究集中在理学如何从经学中转出，以及陆象山的心学。前者属于一项专题研究，《从经学到理学》也于2021年出版；后者是一项个案研究，已近尾声，希望明年能刊行。与以往我的研究比较注意思想史的视角不同，这两项研究我比较聚焦于哲学，尽可能对理学与心学本身进行分析。虽然我作了这样的自我限制，但思想史的意识仍然不自觉地成为一种背景，尽管我努力将这种背景限制在特定的学术脉络与思想语境，而没有更多地涉论作为思想史关注重点的思想与环境的互动。

我的哲学研究之所以难以与思想史的意识完全分割，大致缘于几方面的认识：一是因为哲学离不开哲学史。这一认识对于中西哲学虽然是共通的，但在中国哲学中似乎表现得更为紧密与具体。中国哲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哲学史的研究。实际上，细究起来，哲学与哲学史终是有区别的。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哲学固然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有着不可抹去的历史痕迹，但一旦作为哲学问题并经过了反思以后，其问题与思考结果都应该是在穿过了具体的历史以后，沉淀或提升为抽象的普遍性。显然，我的哲学研究没有落在这个层面，而更多地呈现为哲学史的分析。二是中西知识形态的基础有所不同。就整个知识形态的构成而言，西学的基础在哲学，而传统中国学术的基础在史学。现代中国学术虽然已经完全西学化了，并引入哲学为基础，但由于人文学科不纯然是客观的知识追寻，还是价值系统的传承与建构，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的存续尤其与自身的历史相关，故传统中国学术虽然已转型为西学形态的现代学术，但史学的观念仍然具有某种基础性质与地位，即便是在属于完全植入性质的哲学中。因此，即便是自觉于哲学的创发，在中国的学术世界中也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呈以某种历史传统的接续，从而具有哲学史的特征。三是知人论世的认识目标。在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中，知人论世悬为重要的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将哲学的研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相对而言，在讨论理学如何从经学中转出的专题研究中，尚可以尽可能地限定在学术自身的脉络中，但在陆象山心学的个案研究中，如果不能理解象山这个人物，恐难真正理解他的哲学，而要理解象山这个人物，便必须进入他的活动，因此很难完全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分开。

毋庸置疑，我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的从学经历高度相关的。我一直受到哲学与史学两方面的训练，即便博士专业是希腊哲学，但晚期希腊哲学与早期基督教的研究方向仍然促使我把哲学与神学的问题置于历史中进行观察与思考，而没有完全醉心于抽象概念的分析，尽管我对相关的作业方法并不陌生。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在平常的西方哲学阅读中，及在研究中对西方哲学的借镜，都比较留意真实的思想本身，而尽可能回避抽象概念的袭用。

当然，无论是哲学的概念分析，还是思想的梳理，以及思想与境遇的互动，重心究竟落在哪里，概念、观念、思想又分别主要在哪个指意上理解，也都是因具体研究而异的，很难刻意于某一执念，更没有必要为了立异而定要贴上什么标签。

这本《哲学与思想史研究学记》，大概零散地反映了我在问学过程中的上述心得，略作赘述，希望方便于读者。

二

去年封龙弟建议我编个文集，今年在他服务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刊行，作我癸卯年刚好一甲子的纪念。我当时婉谢了，一则是父母都还健在，我没有过生日的习惯；二则是觉得如果要编，放在四川出版似乎于我这个浙江人也不太有道理。龙弟听此言，强调重点是在编个文集，不在六十纪念；至于在川出版，他说我的一双孙儿女的母亲与外祖父母都是地道的川人，以孙儿女言，也不能说毫无关系。经此一说，我便答应了。我这双孙儿女如今算是异邦人，但我还是希望这兄妹俩今后总还能知道并回望自己的故乡，故给这本学记取名《望川集》。

“望川”二字很自然地让我联想到《论语》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十九岁读《论语》而乐之好之，二十岁小楷通录自以为识，至今恰好四十年，其间已不曾记得读过多少遍，《论语》中最引我遐想的便是这句话，故我不仅以“不舍”自号，且以“如斯”名斋。人生及其为学，都如这河水，由小而大，由清澈而浑浊，由激越而平缓，日夜奔流，只是向前，不计过往，亦难计前程。“不舍”既是其实然而应然的存在样态，也成其为存在的本质与目的；而无论惊涛汹涌，抑或舒缓平静，终亦不过“如斯”。

话虽如此说，以为豁达与通透，但长河奔流，若其有知，又岂真能无意于一路的冲激跌宕？即便是长河无意，两岸的宽窄与风物亦造就河流的缓急、合成长河的景象。《望川集》所收，大抵便是因缘际会中碎片化了的偶得。毫无疑问，这些偶得因其碎片化而难以构成风景，但也还是记录下了学海泛舟中的些许印象。

其实，对于学人而言，为学固然构成最重要的工作，但生活毕竟有更多在形式上溢出为学本身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又静静深流在生命之河的底层。很难说，这些深流是否影响到为学本身，抑或其本身就构成了为学的内容，只是不呈以所谓的为学形式而已。远的诸如少年炎夏时从桥头反复跳入河流中习得的技术、在家乡太湖往纵深游去时对湖底深浅不一的认知，等等。当然，也有凄苦与惊悚的经验，比如余生也晚，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虽然刚好幸运地在我出生前过去，但留在记忆中的少年，乃至青年时代，都在谋食；又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游街武斗虽只留下不连贯的印象，但夜半铁棍砸门的声响与家门上的印痕却深刻地留在脑中。近的则如刚刚过去的三年疫情，庚子年疫情暴发时，我还抱以乐观在元宵时写道：

夜半醒来再睡难，卧听春雨倍觉残。

闻说江汉人为鬼，惊动四海泪流干。

苍天乐见万物生，人间肃杀众心寒。

但随东风浩荡起，姹紫嫣红任尔看。

但当今年元旦慈母于疫情放开而感染往生时，殡仪馆的烟囱里不断冒出火化的黑烟，让我既有古人讲的游魂在天的幻想，更是有无尽又无助的悲恸而写下：

离家四十年，双亲竞耄耋。

欲养须及时，天怜遂吾愿。

岂知甫满年，疫情夺慈爱。

往生何所急，惨见棺满地。

夕阳照乌烟，游魂漫苍天。

夜深祈阴间，无复罹毒难。

显然，为学之记是很难给这些留下空间的。只是因记为学而念及人生，不免引动些许断想，姑且记下，权作长河奔流的丰富，同时也想印证思想与环境之间存在的复杂性。

三

十年前应友生童力军的建议，我曾编了一册《师英录》，记录自己向师长们问学请益，以及研读前辈著作的心得，以为半百学述。十年一瞬间，今承封龙弟盛情，编此《望川集》。我与龙弟商量，希望就在《师英录》的基础上调整与扩编，算是一种接续。龙弟欣然认可。

调整主要是抽去了《师英录》中我向余英时先生请益的访学记。这篇题名即为《师英录》的访学记，虽然是在录音基础上的忠实整理，但脱离了交流现场后的整理，无论如何忠实，在事过境迁以后当事人回头审读时，总是不免有许多不尽人意处，以至于修改不如干脆推倒重写。《师英录》就是如此。余英时先生在审读时，便是由前面的修改，逐渐转入后面的推倒重写。我当初曾提议不作访学记，直接署名余先生刊印，但余先生坚持作为访学录，以示对我的尊重，并将他的亲笔文稿送我留作纪念。此录实为余先生的自述，今后还是应当收入他的文集。此事的经历颇让我联想并理解程颐对弟子们作语录传阅的告戒，以及提醒我在研究中引用各种语录时尽可能地设想语境的还原，作小心细致的分析。

《望川集》保留了《师英录》原有的“问学记”“进学编”“积学集”，并各作了相关补充。在“问学记”中，增补了两篇追念沈善洪先生的文稿；在“进学编”中，增补了余英时先生九十寿庆的一篇文稿，以及余先生逝世后写的一篇追念文稿、两篇分别在北京与台北召开的线上纪念会上的发言记录稿；在“积学集”中，增补了陈来教授七十寿庆的一篇文稿和杨国荣教授最新著作的书评。由于《望川集》延续了《师英录》的宗旨，因此我把《师英录》原序收在此序之后，方便读者参阅。

除此以外，《望川集》沿用了“积学集”的栏名，增编了“积学续集”与“积学三集”。一方面是偷懒，不再另想名目了，另一方面也算是体现长河川流相续之意。“续集”以书评为主，兼有学术报告评论与其它评论，包括一篇对故人的追念；“三集”以序文为主，兼有工作会议上属于为学性质的讲话。不过，这些文稿虽然具有为学性质，其中大部分与我的专业相关，但并不都属于我的专业，而且也不全是纯学术的，因此这个为学是比较广义的。我在前面讲了哲学与史学的关系，也讲了问学与生活的关系，大致就是缘于对这些关系的认识，我把这些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专业，也不那么纯学术性质的文稿，同样视为自己在哲学与思想史领域中问学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潜藏于这些文稿中的生活及其思考，对于我的滋养是富具功德而难或忘的。退而言之，无论怎么说，反映真实的生活本身也好，作为学术工作的某种补充也好，这些文稿于我而言，至少都存有雪泥鸿爪之意。

文稿除了少数几篇刊印在主事者自编的文集，以及一二失记刊发处，极大多数都曾正式发表过，只是有些略作修改，或题目，或文稿。由于我平时不收集已刊的文稿，只保留存稿，故这次收入《望川集》时也一概取于存稿。另外，我平常讲话，大会小会都不喜欢念稿，评论往往多无事前准备，甚至有临时受命而一无所知者，如主持张江教授的学术报告与感评。事后虽根据录音整理，但往往嫌烦而不喜多改，因此难免不得要领，甚有失误。每每自念应当更认真一些，但紧跟着便会宽慰自己，凡事细想来总是遗憾多于满意，故又不免自我释怀一番。这本《望川集》大概亦只能作此看。

何俊

癸卯谷雨后五日于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