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由复旦大学艺术哲学研究中心、OCAT上海馆和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0年度复旦艺术哲学系列学术讲座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在bilibili、腾讯会议等网络平台和OCAT上海馆举行。讲座围绕“卷入与纠缠：艺术与社会（认知）革命”这一主题分七场进行，共有21位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以及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美国耶鲁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担任主讲和主持，前后共计近3万观众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参与了这一学术活动。

此次系列讲座是应2020年1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艺术哲学系的成立、10月《艺术史与艺术哲学》（商务印书馆，2020）创刊号的出版特别策划、举办的。作为全国首个艺术哲学系，复旦大学艺术哲学系对于这一新的专业方向具有明确的发展思路，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哲学、艺术史、艺术学以及美学等学科的是，复旦艺术哲学系希望突破既有的专业壁垒和学科体系，基于艺术与哲学之间隐含着的自我解放的力量和自我突破的精神，通过回到艺术史与当代艺术的现场，重探哲学进入艺术和艺术进入哲学的路径和方法，进而激荡起一股新的思想力和行动力。这也是三家选择合办此次系列讲座的原因。

重新思考艺术与社会（认知）革命的关系，既是当代艺术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也是重启艺术哲学的重要进路之一。这里的“卷入”不仅是为了强调艺术自主、自足的一面，也是为了进一步重申，无论主动还是被动，艺术的发生都无法脱离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背景。与之对应的“纠缠”，则意在从旧有的简单粗暴的“决定论”中跳脱出来，通过抽丝剥茧的方式，回到艺术与社会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经验和思想关联中。基于此，我们下分“中西艺术哲学：概念与实践”“艺术革命与社会批判”“现代主义与社会运动”“技术、艺术与认知转向”“审美与艺术哲学”“艺术史范式及其哲学基础”“观念与行动：前卫艺术在中国”七场讲座依次展开讨论。

第一场“中西艺术哲学：概念与实践”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朱良志教授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沈语冰教授担任主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研究员鲁明军担任主持。两位教授分别以“八大山人艺术中的生存智慧”和“艺术作品的诞生：也谈梵高的鞋子”两个中西艺术史上的经典个案为例，探讨了哲学和思想在艺术中的根基性意义。朱良志教授在讲座中指出，八大山人绘画中有一种孤危的意识、孤独的精神、孤往的情怀。他将“孤”由个人的生命体验上升到对人的类存在物命运的思考。八大艺术这种孤独感与禅宗有关。八大自成年之后便遁迹佛门，依佛门达三十多年。晚年他离开佛门，但心念仍在佛中，佛教思想仍是其思想主流。禅给了八大山人独特的智慧，他毕生用艺术的语言来表现它。反之，这也构成了他的生存智慧。沈语冰教授沿着海德格尔、夏皮罗和德里达围绕梵高的鞋子的争论，就此进一步展开讨论。他特别借助斯蒂芬·奈菲和格雷高里·怀特·史密斯的著作《梵高传》中的相关细节，就梵高画鞋子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历史钩沉，通过对梵高艺术风格的再分析，和图像母题象征意义，以及梵高的性格、趣味和人生阅历的揭示，对此前相关的论述尤其是对德里达无边的解构和阐释给予了批判性的修正。沈语冰教授特别强调的是，讲座并不是对三位思想家谁对谁错的简单评判，而是尝试一种他称之为“论述的程序正义原理”的东西：即人们无法仅仅通过学者的论述来证明对错，而只能诉诸主要由读者构成的“程序正义”来增强或削弱某些论述的可信度。透过两位学者的讲解，可以看出尽管八大山人和梵高两位来自中西两个世界，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但是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内涵着一个丰富的意义世界，而这不仅取决于作品独特的风格，也植根于艺术家个人复杂的生命历程。

第二场讲座“艺术革命与社会批判”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斌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姚云帆副教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常培杰副教授担任主持。孙斌的讲题是“艺术何种意义上以社会为问题指向？”，他指出，一直以来，社会不断地出现在各艺术实践和理论之中。那么，怎么出现？艺术对社会进行反映，或者用术语来说，进行模仿或再现。但是，艺术反映社会并不是社会在艺术中出现的唯一方式。这是因为，在以消费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艺术作品作为商品被生产和销售，从而归属于社会经济领域。但是，使这样的生产和销售得以成为可能的艺术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并非是比如画家和画商所能完全决定的，它涉及到制度。艺术对于社会的问题指向因而与作为制度的社会有关。尽管制度如涂尔干所说乃是既定的社会事实，但是，就像阿多诺认为的，在唯名论的压力下，自下而上构成形式的要求刻画了艺术的社会特性。以社会为问题指向的艺术也由此而不断开辟出自己的道路。姚云帆的讲题是“《马拉之死》和现代的肉身政治”，他通过克拉克（T.J.Clark）和桑坦纳（Eric Santner）对《马拉之死》的解读，对现代社会理论的系统论模式进行了批评，并对现代主义艺术自律原则和这一基于分化—整合逻辑之下的系统论预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上述两位理论家对《马拉之死》的分析都呈现出现代主义运动在其开端并非以自我反思的方式处理艺术和社会的关系，而是直接成为了社会整合的手段和媒介。艺术试图在挑战旧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同时，形成整合社会的全新能力。

第三场讲座“现代主义与社会运动”的主讲是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初金一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王维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袁新副教授担任主持。近年来，“地缘诗学”（Geopoetics）这一概念，越发频繁地出现在文学与地缘政治、文学与生态环境、文学与全球化的相关研究之中。初金一在题为“现代主义的地缘诗学”的演讲中，通过对“地缘诗学”这一概念的梳理，来思考当代艺术的创作与策展实践面临的问题，重新认识当代艺术全球性与地方性。他将“地缘诗学”理解为现代主义的核心出发点，即通过艺术去重塑人地关系。为此，他结合地缘政治、文化身份、日常生活、生态环境等人地关系的四个方面展开，提出地缘诗学本质，即是生活世界的扩张所带来的人的世界观变化。而这一点正呼应了马歇尔·伯曼在《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和佩里·安德森在《现代性与革命》中提出的现代主义的广义定义，即现代主义是现代人在面对现代性即资本主义、工业化、个人生活原子化等等新的生存状态所产生出的不适感的一种艺术性对策，是外部世界的发展与人心智的发展的互动关系。王维嘉的讲题是“康德艺术论视野下的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首先，他介绍了康德关于“美的艺术”“天才”“判断力”“模仿”和“追随”的学说，并特别指出：纯然模仿的产物，可能是美的“艺术的作品”，但绝不会是“美的艺术”的作品。接着，王维嘉从词源学角度分析了“现代主义（Modernism）”的概念，并主张：现代主义与其说是具体某种风格，不如说是一种与时俱进、突破传统的态度；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则体现了强烈的地域特色，并深受当地民族主义以及穆德哈尔风格的影响。比如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的杰出代表高迪，在他看来，如果从康德艺术论的视角，可以将其建筑设计分为三个阶段，即模仿自然、改造自然与追随自然。这一点，不仅探讨了现代主义与自然的关系，也进一步重申了现代主义本身的复杂性。

第四场讲座“技术、艺术与认知转向”由中央美术学院科技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张尕和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洪喆副教授担任主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王球担任主持。张尕的演讲主题是“后人类作为艺术状况：重思（新）媒体艺术”，讲座中，他认为（新）媒体艺术是对（传统）当代艺术的范式扬弃，而后者仍然主要是基于在后现代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后结构主义的论说语境。若按照彼得·奥斯本（Peter Osborne）的观点，当代艺术是通过后现代（主体间性）加以阐释的后观念艺术（Post Conceptual Art），那么从21世纪的遗忘中应该找回的，以及需从当代艺术的阴影中被唤起的，则是一种在广义生态学（General Ecology ）的氛围下，以“后人类客体间性”的启迪和(媒介)作用下的新艺术，在此，启蒙运动的主体成为客体世界的一个案例。与之相应，王洪喆在题为“逃离地球号”的演讲中，沿着迪士尼乐园的地球号飞船（Spaceship Earth）、盖亚假说与核冬天，控制论与海盗船，生命圈2号（Biosphere 2）与拓殖主义等技术演进与相应的理论，探讨了飞船生活的社会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根源。最后，他以“月宫一号”以及《流浪地球》《三体·章北海传》等科幻作品为例，想象未来世界的可能。

第五场讲座“审美与艺术哲学”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张颖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李科林副教授主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林晖担任主持。张颖的讲题是“安德烈与18世纪法国美学议题”，她在讲座中指出，安德烈（Yves Marie André）在今天几乎湮没无闻。但我们耳熟能详的狄德罗则高度评价并海量引用其《谈美》，认为他位列“为美写过卓越论著的作者”且研究得最深入。那么，安德烈为何谈美？《谈美》真正的美学史贡献在哪里？张颖通过细致入微的文献爬梳，提出需要回到法国启蒙世纪交叉重叠的两大论题：“美”和“趣味”。李科林以“朗西埃和艺术的美学体制”为题，围绕法国当代思想家朗西埃 (Jacques Rancière)的相关理论，特别是他跨越艺术、政治和哲学等多个领域，提出的“艺术的美学体制” (le régime esthétique de l’art)这一理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讨论。她认为，这一理念呈现出朗西埃对于艺术、政治和美学交叠性的思考。面对当下越来越突出艺术独立性的思潮，朗西埃通过此理念意在重新挽回美学的思想传统，重新表达哲学对于整体性的构造力。

第六场讲座“艺术史范式及其哲学基础”由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范白丁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艺术史系博士候选人钱文逸主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吴虹担任主持。范白丁的演讲题目是“艺术科学的时间模型”。他在讲座中指出，随着艺术科学在19世纪后半叶的兴盛，艺术史研究中也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线性叙事的历史发展模式，时期风格这类共性征象悄然成为艺术史家建构历史发展模式的时间单位。基于此，他进一步讨论了促使现代艺术史中时间观改换的诸种可能因素及前提，并以艺术科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史写作为样本，表明新式的时间模型对艺术史研究造成的影响。钱文逸在题为“技艺、材料与‘帕拉塞尔苏斯之眼’：巴克森德尔对艺术史与思想史关系的重置”的演讲中，聚焦于巴克森德尔的《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椴木雕刻家》一书，试图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解析该书中一种“物质化描写”的方法论潜力。一方面，她认为巴克森德尔对雕塑材料、工艺、雕刻技法和工匠制作的社会语境的读解重新把“物质性”和“制作经验”放在艺术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中心位置；另一方面，她发现在巴克森德尔的探讨中，帕拉塞尔苏斯这位德语地区的文艺复兴自然哲学家显示出超乎其历史语境的概念性启发。讲座将关注巴克森德尔对帕拉塞尔苏斯的征引，并深入思索后者的文艺复兴自然哲学观念是如何启迪巴克森德尔对雕塑材料问题的分层，奠定他对具体作品的制作经验与观看经验的描写和分析的。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帕拉塞尔苏斯在《椴木雕刻》一书中的出现标志着传统艺术史写作中艺术制作与哲学观念之间关系的反转，也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关系。制作、技艺与经验不再依赖于外在的思想和理念资源，而是成为了具有其自身价值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即是历史性的，对当下实践也具有方法论意义。艺术史由此构成对思想史的“再物质化”，这种“关系重置”或许正是巴克森德尔为未来艺术史写作带来的一项重要启发。

最后一场讲座“观念与行动：前卫艺术在中国”由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研究员翁子健和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王志亮主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研究员鲁明军担任主持。翁子健的讲题是“读书热”，他在讲座中指出，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对新知识的渴求，同时，出版事业逐步恢复正常，数量可观的高质量新书得以出版。对当时的大学生来说，阅读往往不限于与学习专业有关的范围，而是一种兴趣。这些新出版的书籍，也成为了80年代艺术革新的重要资源。他发现，80年代的“读书热”深刻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也是艺术人文思潮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正因如此，它促使“反读书”成了后来当代艺术（比如徐冰的《天书》）清理人文热情的观念和方法。王志亮的题目是“前卫的概念与中国前卫的起源（1985-1988）”，他认为，理解前卫，可从大众和技术、体制和物、参与和空间这三对概念展开。在此基础上，他系统考察了1985—1988年之间的中国前卫艺术实践及其理论话语，并进一步指出，王广义的“政治波普”、厦门达达的体制批判、“池社”的空间介入、张培力的录像实验等，都可以被视为中国当代前卫艺术的语言之源。

七场讲座涵盖了中西艺术史上的诸多经典命题，比如艺术的意义、作品的诞生、美学、技术与艺术、现代主义、前卫艺术等。事实上，这些议题大多也都在传统的艺术哲学、艺术学和美学的范畴之内，然而，在此次系列讲座中，艺术史构成了讨论的前提，通过回到历史的现场，在艺术与哲学之间激荡出新的可能。此次系列讲座是一次初步的尝试，未来我们将基于艺术和哲学共享的基本问题，继续通过不同视角、不同形式的学术实践，重建针对当下时代的理论命题和认知话语，赋予艺术哲学新的内涵和生命力。

本文来源：OCAT上海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