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爱民  潘斯斯  高雅洁

    2012年11月18日，“哲学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上海市哲学学会2012年年会”在复旦大学落下帷幕。来自沪上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约百余人参加了本届年会。学会秘书长李家珉教授主持了会长致辞和主题报告；王新生教授代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致辞。

    在“会长致辞”中，吴晓明教授指出，本届年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围绕着“哲学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关系，努力从哲学层面阐释“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议题。他指出，就像罗素1922年在《中国问题》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最终必须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吴晓明教授也认同这样的提法：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未来的发展不能只有“肌肉”没有“血脉”，不能只有物质家园没有精神家园。因此，他希望能够在积极学习“十八大”报告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有所贡献。

    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高瑞泉教授分别作了《哲学：从文化的阐释者到批判者》和《中国哲学以何等样态再度“登场”?》主题报告。 

    首先，俞吾金教授对“当代”、“中国文化”、“阐释”、“批判”、“哲学”作了精细的界定。他说，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是跨国界的产物。从古代佛学的传入，到明末利玛窦来华传教，再到近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产物。当代中国文化也是如此，从结构上看，它主要有三大板块：前现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它们处于不断冲突、融合之中。俞吾金教授认为，中国文化中主要是经验理性至上，而西方的实践哲学传统则关注价值理性。其次，俞吾金教授从四个层面阐释了如何以及为何要从文化的阐释者转向文化的批判者。第一，建立价值坐标，因为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只有首先确立一个价值坐标才能进行区分。在此，他特别强调要警惕“历史主义”思想，即只有懂得过去才能懂得现在，他认为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意识是只有懂得现在才能懂得过去。因此，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首先理解什么是现代性，理解现代性中的民主、自由、科学精神等。当然我们不能盲从，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宝贵的借鉴资源，我们的现代性之路应是借用后现代的眼光，反思前现代性资源，修正现代化道路。第二，讨论文化问题，不是思想的深度而是思想的无奈。从近代的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再到“科学技术现代化”，走入文化研究其实是思想无奈的产物。因而，片面地强调文化研究是不可取的，只会使得真正的问题软化。他主张经济、政治、外交等问题要依靠自身的手段来解决，不应把这些问题委推给文化研究。第三，所谓的“文化自觉”就是意识到文化内涵的空洞性，所以应缩小而不应扩大文化的内涵。从这个层面来看，把文化的内涵缩小到与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等同地位是一种进步。第四，要从实践哲学的高度对文化进行反思，不能走进对传统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的极端中，而应该坚持从抽象到具体的继承法，从两个极端中走出来。 

    首先，高瑞泉教授指出，中国哲学等再度登场并不是指中国哲学一直是缺场的。实际上，中国哲学一直在场——有时被关注多一些有时被关注少一些。其次，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再度登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它应该是多样化的集体成果的呈现。中国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就是国内各种哲学思潮相互会通的历程，如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代性为主题所进行的讨论。因此，再度登场的中国哲学应该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反思研究。另外，臻于成熟的汉语已经使得严密的哲学思考推理、论证成为可能。第二，承接中国传统哲学，直面古今中西之争。面对当今哲学思想中存在的复古主义思想和“弑父”现象，他认为传统不是一个简单的年代概念，而是几代人连续营造的结果，如中国哲学传统中延续下来的古今中西之争，它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必须回答的问题。第三，应处理好政治哲学中的“动力”与“秩序”问题。他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秩序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中国哲学对这两个方面的处理经历了三个阶段：以严复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通过把达尔文主义的自然进化论思想运用到社会发展图景中，强调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客体方面；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试图从主体方面找寻社会发展的动力，如致良知、人的意欲、理智自觉等。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强调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实践。

    在上海师范大学高惠珠教授主持的“大会发言”中，上海大学陈新汉教授首先阐发了文化的三个层面，即器物、制度与观念层面，然后指出文化最根本的核心还是人，文化的功能是改造自然、映现自己。他强调，文化在自我反思中趋向自觉。因此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应该要实现人的自我发展。同济大学章仁彪教授从大学章程的制订为切入点，指出大学的章程建设应该主要塑造大学形象，而大学形象塑造应该以他者的印象为中心。以此，他对大学管理制度进行了反思，强调要限制“官本位化”现象，限制权力膨胀。上海财经大学马拥军教授从文化需要与文化产业关系出发，讨论了文化需要的界限与范围、需要层次与需要异化、需要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文化层次与文化产业等问题，他指出，随着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将可能发生变化。华东理工大学陈迎年副教授指出，如果文化被置于与形象、经济、政治等同等的地位，那么作为“文化”的文化究竟何在的问题就值得人们反思。 

    最后，学会副秘书长王凤才教授对四位学者的发言作了一一点评，并强调在当今文化建设中要慎重对待大众文化。他指出西方学界对待大众文化有两种态度：一是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强调大众文化是广泛流传的通俗文化，即借助于大众传媒而广泛传播、流传于大众之中的通俗文化；一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特别是阿多尔诺，强调文化工业本质上是一种“反文化”，即大众文化是为大众消费量身定制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消费本身的文化工业产品。王凤才教授认为，大众文化可以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但也能够扰乱人们的精神生活。所以，对待大众文化，既不能像伯明翰学派几乎完全肯定；也不能像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尔诺基本否定。要还精英文化以尊严——精英文化不能低俗化，不要奢望大众化；给大众文化留有空间——大众文化不要媚俗化，也不要“伪精英化”。